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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56页
传各只收三人，大觉寂寥可笑 。不悟此正欧阳氏精意所寄，本书立杂传以处历任数朝数姓之人，明其非某一代之臣，此亦寓有深意也。欧史之可议者，在重书法而轻事实。《唐本纪》于废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大书契丹立晋，以著石敬瑭之为契丹所立。考《春秋》隐公四年有卫人立晋之文，晋者卫宣公之名也，石敬瑭以晋为国号，亦云立晋，此效《春秋》书法之失，而重为近人所讥者(本章太炎先生《史学略说》)。《通鉴》亦喜用薛史，其病欧史之简，亦可窥见。至若本纪之纪事太简，诸志之仅具司天、职方二考，皆由轻视五代史实以为无足轻重而然 。此则非严正之史家所宜出，而不免见讥于王、章二氏也。欧史既成，其甥徐无党为之注，侧重书法义例，如公、穀之于《春秋》。或谓徐亲得于修，出自口授(邵晋涵说，见《南江书录》)，或疑修自注，署无党名，(俞正燮说，见《癸巳存稿》八)。吾以前说为近是。陈师锡序《新五代史》，称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亦非妄语，欧史于《郭崇韬传》赞云，余读梁宣底，是即太史公读历谱牒、秦记之意。其所见之史材，实远过于宋初，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颇能多所订补，于五代末季及十国事并四夷附录，尤能增入新史实，为薛史所不及，是以新旧二史，俱能并存不废。《四库提要》之论欧史曰：“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又曰：“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可谓能折其中矣。与修同时之吴缜，曾撰《五代史纂误》，旨趣与《新唐书纠谬》略同，有意吹毛索瘢，而语亦有是处 ；周密《齐东野语》，有刘羲仲(刘恕之子)以《五代史纠谬》示苏东坡之语，疑此即吴氏之《纂误》，非别有一书也；明人杨陆荣亦撰《五代史志疑》，此皆以订正谬误为职志者。迨清代彭元瑞、刘凤诰二氏，以欧史为正文，取薛史及《五代会要》诸书散入正文之下，以比裴松之之注《国志》，是又衍李清《南北史合注》之绪，而为研五代史者之渊薮矣。
石敬瑭以乞援外族而作儿皇帝，而作史者尊称之为晋高祖，此尤甚于陈寿《国志》之尊魏抑蜀，极不协于人心之公者也。或谓宋受周禅，上溯汉、晋、后唐、梁，以承于唐，故撰五代史，以明其有所受，不然，薛、欧诸公岂不知此 其说是也。若乃事隔数代，嫌忌尽捐，起而正之，亦乌容已。清代陈鱣乃依此义而作《续唐书》，以后唐继唐，故列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欧史作废帝，此从薛史)于本纪，以南唐继后唐，故亦列烈祖、元帝、后主于本纪，摈梁、晋、汉、周于世家；向之所谓十国，除南唐外，增入岐王李茂贞，合北汉刘崇于汉世家，是为九世家，与梁、晋、汉、周并列，为十三世家；列传称二唐为诸臣，称其他为诸国臣，以示内外之分；琐细之事，俱详于表；所撰十志，合薛史之历志于天文，而别增经籍志。且为之说曰：“唐受命二百九十年，而后唐兴，历三十年后唐废，而南唐兴，又历三十年而亡，此六十九年，唐之统固未绝也；后唐系出朱邪，然本于懿宗赐姓为李，庄宗既奉天祐年号，至二十年始改元同光，立庙太原，合高祖、太宗、懿宗、昭宗为七庙，唐亡而实存焉，南唐为宪宗五代孙建王之玄孙，祀唐配天，不失旧物，尤宜大书年号，以临诸国，即如当日契丹儿晋而兄唐，高丽遣使入贡，彼尚怀唐之威灵，故尊其后裔，不敢与他国齿，奈何以晋、汉、周为正，而反以南唐为偏据乎 ”观其所论，盖与萧、郝二氏之改撰《国志》同一用心，论者不知其义，乃深怪之，以为好奇之过，尚未足以服萧、郝、、陈三氏之心也。
《宋史》成于元末，最为芜杂，明、清二代之士，致力于改撰者，颇不乏人。考其动机，厥有二端：其一，则元人以《宋史》与辽、金并列，无异李延寿之修《南、北史》，极为明代学者所不满，故叙宋亡迄于祥兴，而为卫、益二王作纪，置辽、金于外国传，以侪于西夏、高丽，如王洙、柯维骐、王惟俭之徒是也。其二，则取法欧、宋之重修《唐书》，以订误、
补阙、事增、文省为职志，清代研史之士，多主张之，其编纂之要旨，亦欲合三史为一书，以正元代之非，如陈黄中、邵晋涵、章学诚之徒是也。二者之论，各明一义，而皆有是处，未可偏废。危素于元末，曾与修宋、辽、金三史，而《千顷堂书目》著录其《宋史稿》五十卷(钱氏《补元史艺文志》据之)，疑此为素在史馆时所具之稿，非别有所作也。惟《明史
周叙传》，记其曾祖以立于元末时以三史体例未当，欲重修而未能，至叙官翰林学士，思继先志，于正统末 请于朝，诏许自撰，诠次数年，未及成而卒。此则为改修《宋史》之最先者。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廷议重修《宋史》，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严嵩董其事(见《明史》嵩传)，亦未成书。明人改修《宋史》而能毕功者，有三人焉，曰柯维骐、王惟俭、王洙是也。《明史 文苑 柯维骐传》：“《宋史》与《辽》、《金》二史旧分三书，维骐乃合之为一，以辽金附之，而列二王于本纪，褒贬去取，义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