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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史学史--金毓黻-第89页
又以国学废，置总明观，内分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南齐因之 。又其时史学学生之著者，有山谦之可考，《宋书 礼志》，元嘉二十年，太祖(即文帝)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是也。谦之后又为史科学士，《礼志》又谓，太祖诏学士山谦之草《封禅仪》，是也 。按石勒所立，尚有律学祭酒，祭酒者，一学之长也，史学与律学分立，已树分门研习之规，刘宋以儒、玄、文、史分为四学，后又分为四科，儒以研经为务，玄则属于诸子，而文章悉具于总集、别集，合以史籍，是为经、子、文、史四学。晋人苟勗类别群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洎唐人撰《隋书 经籍志》，乃有经、史、子、集之名，后来相沿无改，此又可与学科分部互证，而史学之自成一科，亦自此始矣。观夫史学生山谦之能于在学研习之曰，私撰《仪注》，其邃于史学、明习典礼可知。而主学之何承天，亦以明礼著称于时，惟史学设科，南齐以后无闻焉。南朝太学诸师，讲经皆具讲疏，声容之盛，冠于今古 ，借使史学之立，继绳弗替，所具讲疏，必能流传至今。又何必待刘知幾出，而始有专论史学之书哉。
刘知幾，字子玄，以避玄宗嫌名，故以字行，彭城人也。幼年，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辄能辨析所疑，以为书能如是，读之何难，由是遂通览群史，擢进士第。于武后时，官著作佐郎，转左史，曾以本官兼修国史，历中宗、睿宗，至玄宗立，又除著作郎，累官至左散骑常侍，开元九年，遭贬，旋卒，年六十一。刘氏自述其幼年治史之次序云：
先君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泊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记(《史通 自序》)。
其与刘氏志同道合者，则有东海徐坚、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其于徐坚，则谓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又于武后时，与朱敬则、徐坚、吴兢同修《唐书》。及中宗即位，又与坚、兢同修《则天皇后实录》；故尝自称曰，“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凡此皆见《史通 正史 自序》及两《唐书》本传。本传又谓，子玄常慨时无知己，内负有所未尽，乃委国史于著作郎吴兢，是则兢之年辈又后于刘氏，兢以尽力唐国史有声于时，而刘氏则自负其才，未肯以此自限者也。
刘氏所撰之书，实有多种，今传世者，只有《史通》一书，即其研史精神之所寄也。刘氏自述作书之动机云：
凡所著述，皆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齟齬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同上)。
《新唐书》本传亦云：
子玄介直自守，累岁不迁，会天子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驿召至京，领史事。时宰相韦巨源、纪处讷、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旧书谓至忠责其著述无课)，乃奏记求罢去，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书，怅惜不许。楚客恶其言诋切，谓诸史官曰，是子作书，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自以为见用于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讥评古今。
刘氏所谓五不可，已具录于第五章，然既自谓任当其职，见用于时，何以不尽力于国史，而竟以偃蹇无功见责于时宰耶 刘氏与吴兢同撰国史，刘氏既以偃蹇无功，而又先卒，其后兢遂自成《唐书》，自创业迄开元，凡一百一十卷(见第六章)，然兢又私撰《唐书》及《唐春秋》，及兢卒，其子上进，凡八十余卷，或云使者即其家求之，得六十余篇，而论者谓其事多纰缪不逮壮年(据《新》、《旧》两书本传)。今本《旧唐书》，于开元以前，多本吴兢，而世人皆称撰人为刘昫，鲜有语及吴兢者，凡官撰之史，往往史官为其实，而宰相尸其名，以至依违苟从，互相推避，此刘氏所以偃蹇无功，而终不能自造一史也。
刘氏之著《史通》，尝以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刘劭《人物志》、刘勰《文心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