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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华阳国志-晋-常璩-第107页
，刻入羌字甚多。其字从●从人，形态甚多。有羌加石字的，它表示羌族卖石器（玉器）的商人，石器最美者以古羌族住区为多，中原古代人珍贵的玉器，大都由羌人运来出售，故加石字的羌字，仍应读为羌字的音。另还有大量的加系的字，有人解为被系虏的羌人，窃以为那是表示的卖丝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那些河谷地区的人，中原古代把他称作「氐人」。故从羌加系的字，实际是指的「氐人」，即羌族入居温暖河谷经营农蚕业的人。
附甲骨文的三种羌字。
（据１９３４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甲骨文编》）
●●●● （表示的一般羌人）
●●●● （表示卖石器〔玉器〕的羌人）
●●●● （表示卖丝的羌人〔氐人〕）
羌人善养马牛羊。既居河谷，不利于养牛羊，行动咸需于马，故氐族皆有宜于山道之良马及驴行销内地，是谓「莋马」。蚕丝与马，为殷、周间氐人与内地商人市易之两大商品。故秦、汉恒以蚕与马为类。《荀子?蚕赋》谓蚕神「马首」。郑玄注经，谓：「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
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并据《辞海》引）。而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塑像，额上多一纵目，乘白马，此盖表示其神为纵目人，属白马氐类，隐指蚕丛也。宋王钦若驳天蚕为天驷之说（详《
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祀典称「先蚕」。废其燔柴，但瘗埋以祭。神亦另作翁媪持茧像，拟嫘祖。人民不愿从钦若说者，乃因马头娘故事，塑女子披马皮者为蚕神。或私祀马明王如故，但改称其庙为白马庙而已。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谓高辛氏时，蜀人为贼掠去。其女誓于众曰：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绝?逸去，乘其父归，父不肯以女嫁马。马咆哮嘶啼。其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过其处，皮蹶然起，卷女飞去，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
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托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１９７６年任乃强再稿。
附二
成都七桥考
常璩《华阳国志》云：「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章记李冰事，未言造桥。此虽补述，犹曰「长老传言」，固疑之也。
今按，李冰既穿二江「双过郡下」，即不能不跨江造桥，以通行旅。二江者，郫江，自沱江（毗河）分水，至张仪、张若所造成都城西北，绕少城西，折向东流，过城南之市桥与江桥，至合江亭，与检江合。自灌田外，兼具护卫城防与漕转汶山地区竹木财物之用。是为二江之北江。其故迹，验于今地，则为自郫县三道堰，经成都市区之洞子口、九里堤，与今城内之王家塘、洗马池一带低地，出外东莲花池，至望江楼附近合检江。秦城在此江之北，面积不过今城九分之一、二。其商业繁盛区在市桥附近（属秦少城石牛门外）。其下有石犀渊，相当宽深。汉世展拓秦城，合大城、少城作十八郭，此市与渊均仍在市桥门郭外，当时汉民与少数民族市易，不乐在城内受官吏拘束故也。自隋、唐、宋、明，屡徙城址。明、清两代修建砖城时，则王家塘、洗马池一带已包入砖城之内，而别凿护城河以泛竹木（今云油子河）。城内郫江旧迹次第填平，变成街道，每大雨，街水漫流时，此旧河迹部分恒成泽国，有淹没屋基一、二尺深者，其明验也。
李冰二江之检江，远自都江堰内江之宝瓶口外分水，长百余里。即今之走马河，灌、温江、郫、崇庆、双流、新津诸县和成都广大田野之干流。秦时系自今百花潭、十二桥循金河一线，至合江亭，与郫江合。明代筑砖城包金河后，乃更于南门外开护城河，即今南门大桥下河，清代同。城内金河，初亦行船，后渐为沿岸民居侵夺，乃更开拓南门外渠为正流。今则金河渐堙灭矣。冲积平原开河易，可以随时依人意改变河道，其都市土城，亦屡圮，屡筑，移徙不定，故执今地形以求古地名位置者，每每致谬。先瞭解秦李冰二江旧迹与大城、少城之位置，乃可以考订秦之七桥。
兹先汇录七桥资料，以便审证：
１ 常璩《华阳国志》（依新校本）：「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又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
２ 《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