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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本国志-清-黄遵宪-第175页
十五六种，多以铜制，或铜质涂金，价不及十分一。民间以为与其得赝金不如用纸币，故纸币骤归本价。当维新丧乱之际，各藩争造赝金，充溢廛肆。政府乃下函馆平定以前所造伪货概置不问之令。三年六月，定伪造宝货律，犯者斩决。然赝金流布既多，虽设法驱禁，于三都五港设厅检验而不可胜检，因以纸币三十圆买赝金，百圆，限日收清，而赝金乃绝。然当局者亦知其不可恃，将制金货以减金札。二年令日：自今冬将铸造新货币，期以五年更换，五年后有未换者则一年给以五分利。是时纸币之数犹未多也。
明治三四年间，大久保利通为大藏卿，以井上馨、涩泽荣一为辅，颇以消减纸币为主义，乃议裁国用冗费，发公债证书，以所发金札改为公债，换予证书，给以利息。盖使人人可收蓄以谋生计，交流通之物为收藏之物，固消减纸币之一方也。创国立银行，银行者集赀为商会，欧洲各国莫不有之。凡金银兑换、交汇、借贷、寄顿皆银行司理，国家每总其利权而稽其出入。盖货财以流通为贵，设银行以资周转，俾之无雍无匮，亦裕国便民之一事也。先是明治三年，大藏大辅伊藤博文自赴美国讨纸币消减之法归朝，建议以为宜创立银行，井上馨等赞成之，于是颁发《银行条例》。其条例称：银行赀本令商人集赀为之，赀本分为十分，其十分之六为金札交换公债证书，纳于政府为抵押物，政府给以纸币，听之通行。其十分之四为真金，储之银行，名预备金。：所发纸币听人便宜随时交换。盖政府之意，增民间银行纸币，则减少国家纸币救。然明治五年承废藩之后，岁入不足凡七百余万，又增发纸币八百余万，大藏省发兑换证券六百余万，开拓使继之又发证券二百余万，至是年之冬，合之旧藩札已有八千余万矣。六年，遂发公债，设银行。初诏以金札换金货，至是以国库匮乏，卒寝不行。是时布告：现因政府有事，所发金札未能如约给利，故今改为分债，颁给证书-2：。其他大藏省、开拓使所发证券，亦未能换给真金。而所设银行以公债证书为资本，上下赖以周转。时国立银行仅有四行，如第一国立银行，赀本金五十万圆，所发纸币仅一百五十万圆而已。时井上馨等上书论理财艰危，卒辞职去，改以大隈重信为大藏事务总裁。然是时纸币、金货尚无二价，加以造币寮所铸金、银、铜货，有六千余万流行于世。人见市场黄白充溢，窃计从此不患匮乏，而不知金银输出积年增多，至七年五六月间，金货渐贵，八年之末益甚。富商储积日有损失，小民生计渐以艰难，而银行以预备真金交换纸币耗折过甚，连署请之政府，乞以纸币为通用。政府不许。及九年六月，金禄公债证书发行，骤增一亿余万于市，乃又改定《银行条例》，改定《银行条例》：凡资本金分为十分，其十分之八为公债证书，纳于政府以易纸币。其十分之二为真金，储之银行为预备金。照纸币发行之数之四分之一，须以真金留蓄，以便民人交换。先是，银行之纸币价轻多有亏折，诉之政府，政府不得已，借给纸币俾之谋利。及《银行条例》改定以后，有第十五银行乃华族集资为之者，请于政府，借给纸币，以每岁五分之息供政府。政府许之，各银行援以为请，由是设银行以减纸币之意变为设银行而增纸币矣。即以金{录公债为银行赀本，意欲使华、士族就恒产，且使国民易以求赀，遂不顾纸币增发之患，专以劝立银行为急。而银行陆续递增至百四十余，纸币又增三千余万矣。重以十年鹿儿岛之役，增发纸币二千五百万，至十二年合共纸币乃至一亿五千余万之多。此数年中，金银输出泛滥无制，大藏省准备金以外，计全国流通真金银殆不过二千万。十二年时，银价米价相随昂贵，金货一圆值纸币一圆四十四钱，银货及外国银一圆值纸币一圆二十五钱，米价一石值纸币七八圆。十三年三月腾上益速，银货一圆，值一圆四十二钱至四十六钱，米价一石值八'圆八十钱至九圆五十钱。至四月银米益昂，纸币势将堕地，人心悯悯，举国危惧。银货值一圆五十四钱，米价值十圆五十七钱。于是政府出大藏国库所蓄金输之市场，以浅草米廪所储米卖之商贾，以挫折其势，然徒归画饼，卒无大效。是时贱商垄断，射利居奇，专以银米价为买卖，类于博徒所为。并非买卖银米，第虚指后期交结定银，预揣价之昂低以谋利。即上海近年所谓买空卖空者。大藏卿乃又请禁以虚价为买卖者一切停闭。又复无效，无几复解禁，既而复禁，旋又罢之。由是世人咸知物价之昂贵，实由于金银之流出，纸币之滥造矣。而政府乃议增租税，节费用，以销纸币为主，期其效于数十年之后云。日本之谈经济者谓：维新之初无暇计利害，制造纸币乃出于不得不然。其后谋减纸币，志不果遂而张脉偾兴，暴动轻举，增发过多，贻今日财政之困，不可谓之无过。若论纸币功过，则维持新政、征讨叛徒、整顿海、陆军之兵，经营华、士族之产，创电信、铁道、矿山之业，为训农、通商、惠工之益，皆其功之大者也。然于腾贵本国物价，增加外品输入，使国民溺于骄奢、陷于困苦而不自觉，是则其害之大者也。盖国家蒙其益而小民实受其害云。自十三年后，世人争咎纸币过多。而论商务者，乃谓纸币为一国流行之物，多亦不足为害。苟使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