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人之上,复治圣人之道而不舍焉,几人矣。内而好爱之容蛊其欲,外而便嬖之谀骄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又曰:“吾见其进,未见其止也。”夫颜子之所学者,非世人之所学。不迁怒者,求诸己;不贰过者,见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人之所谓退,颜子之所谓进也;人之所谓益,颜子之所谓损也。《易》曰“损,先难而后获”,颜子之谓也。耳损于声,目损于色,口损于言,身损于动,非先难欤?及其至也,耳无不闻,目无不见,言无不信,动无不服,非后得欤?是故君子之学,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为隐,诸子之支离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阴阳之气,可端策而数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万物之形、人之常产,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历之数、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学圣人者之所建也,后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传曰“百工之事,皆圣人作”,此之谓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于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圣人之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尽能,而造父独得之,非车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尽能,而羿独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与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则二也。造父用之以为御,羿用之以为射,盗跖用之以为贼。
【大人论】
孟子曰:“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夫此三者,皆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由其道而言谓之神,由其德而言谓之圣,由其事业而言谓之大人。古之圣人,其道未尝不入于神,而其所称止乎圣人者,以其道存乎虚无寂寞不可见之间。苟存乎人,则所谓德也。是以人之道虽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虽至矣,不圣则不显,圣虽显矣,不大则不形,故曰,此三者圣人之名,而所以称之之不同者,所指异也。《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为书,圣人之道于是乎尽矣,而称卦以智不称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则道之用见于器,而刚柔有所定之矣。刚柔有所定之,则非其所谓化也。且《易》之道,于《乾》为至,而《乾》之盛,莫盛于二、五,而二、五之辞皆称“利见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岂不至于神矣乎?而止称大人者,则所谓见于器而刚柔有所定尔。盖刚柔有所定,则圣人之事业也;称其事业以大人,则其道之为神,德之为圣,可知也。孔子曰:“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此言神之所为也。神之所为,虽至而无所见于天下。仁而后著,用而后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及其仁济万物而不穷,用通万世而不倦也,则所谓圣矣。故神之所为,当在于盛德大业。德则所谓圣,业则所谓大也。世盖有自为之道而未尝知此者,以为德业之卑,不足以为道,道之至,在于神耳,于是弃德业而不为。夫为君子者,皆弃德业而不为,则万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称神而卒之以德业之至,以明其不可弃。盖神之用在乎德业之间,则德业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圣则不显,圣非大则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也。
【致一论】
万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则圣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则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虑”,言百虑之归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则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则道之至也。夫如是,则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时也。虽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为者,则岂可以不通其故哉?此圣人之所以又贵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见乎安身,盖天下之物,莫亲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则无所往而不济也。无所往而不济,则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语道之序矣,患乎学者之未明也,于是又取于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据而据,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以小善为无益,以小恶为无伤,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于身,待时而后动也。故君子举是两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盖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两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则可以致用于天下之时也。致用于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乱,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孔子之举此两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盖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两端而已。
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于天下,则其事业可谓备也。事业备而神有未穷者,则又当学以穷神焉。能穷神,则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夫于微彰刚柔之际,皆有以知之,则道何以复加哉?圣人之道,至于是而已也。且以颜子之贤,而未足以及之,则非道之至乎?圣人之学至于此,则其视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则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损》之辞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也。”夫危以动,惧以语者,岂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