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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姚际恒文集-清-姚际恒-第581页
末、贯穿前后，最为晓畅，宋明以来之说春秋者，未能有过之者也。
凡经书鲁君所行礼事，多春秋时之礼，春秋时之礼，即周礼也，故周礼虽亡，而赖春秋所书，犹可得其千百之什一。奈何诸儒误执「常事不书」之语，？为非礼书之，所以示讥，然则诸传及后人反知周礼，而春秋之君臣反不知乎？此由误执谬语以致曲说诬罔有所不恤耳。不知此乃大事所以书之，亦可为小事不书之证。
谓春秋书灾异不书祥瑞，然则孔子为幸灾乐祸之人矣。「有年」、「大有年」，即童稚亦知祥瑞，乃违心反说以为记异，其可恨如此甚矣。「常事不书」一语，流毒以至于此极也。
吾今始知后人解春秋，率皆推求一二字以为说者，亦无怪其然。何则？盖由于不知鲁史之旧文何在，圣人之取义何在、书法何在，不得不藉是以为解经话柄，若舍此，直无置喙地矣。
谓春秋委曲用心藏一二字为刺讥，此世之阴险薄夫所为，然则解春秋作如是观者，定是此一辈人耳。
或问春秋既无褒贬，然则孟子「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其义何居！曰：前已言之矣，正由误解孟子此语，以孔子为天子，以春秋为刑书也。然尚有未尽者。按：孟子此章主言治乱之事，故指其一事言之，谓春秋书臣子弒君父，则乱贼自惧，乱贼惧则天下治矣。孔子之时本治也，故以此为一治，便于伸其治乱之说耳。孟子与孔子道同而迹不同，孔子言言质实，孟子生于战国，尚议论丰采，其言多有不可执泥者，苟或执泥，便会错去。如谲谏而怂恿、好货好色，不将为逢君之恶邪？尚论圣贤所宜？知此竖儒笨伯事事必求所以使乱贼惧，真不值一笑也。
世儒解春秋，得孔子之意者上也。言一事必合前后，论之周匝无遗，使人一览首尾，了然者次也。若仅就此一事评论善恶得失、灾祥报应，肤辞套语，漫衍盈幅，此是史论，与经旨毫无干涉，斯为下矣。吾见宋人解春秋大率不出下者，而宋后至今诸家亦不能免焉，愚着绝去此弊，宁为简略，不敢一字稍涉史论，览者审之。
编中取义者以○识之，书法者以△识之，注字于傍，其无识者约略皆旧史文也，非敢于圣言有所点污，诚思冀得圣衷之一二尔，知我者亮之。
无例之说既备于前，又各详于经文之下，书成，复加荟萃诸传及后人所造种种谬例，牛毛茧丝，分条明辨，名曰春秋无例详考（「春秋」，中研本作「春称」，今据北图本改。），以附于后。吁！竭其愚衷，大声疾呼至再至三，冀得世人醒悟，且俾览此即可了然，无俟旁搜曲讨也。
春秋通论卷一
新安首源姚际恒
隐公惠公庶子，在位十一年。
春秋始于隐公者，必当日祇就鲁史原本从隐公而始也。其前或别一史官，或散佚难讨，均未可知，无他义也。或以平王为言，鲁史无与周事，且何不托始于东迁之时，而托始于其末年乎？
元年
诸侯奉天子正朔，其有国也，则各以其始年为元，盖由来久矣。
春王○取○义正月。
王者，君也，主也。春为四时之首，一岁所托始，犹君主之义，故曰「春王」，为此称者，所以重天时、端岁首也。春虽二、三月，亦必称「王」，而夏、秋、冬虽四、七、十月，亦不称「王」，后世于春曰青帝、曰东皇，虽近不经，然未尝非本此为其名也。此出孔子之取义，而非鲁史旧文。何以见之？有「春」下无「王」者，乃仍旧文偶遗耳。春秋本无例也，后人不明此旨，以「王」为王者之王，附会孔子尊王之义，以「春」字句绝，「王正月」三字连读，不知孔子固尊王，然以史纪事之月而寓尊王之义，亦殊无谓。春秋之时，侯国虽强，王室虽弱，即以桓、文之强大，犹秉正朔，未闻敢有改易，岂虞我鲁之不奉正朔，而特加「王」以明之乎？且王称「天王」，亦孔子之取义也，而亦有时仍旧文称「王」，所谓春秋无例也。若「春王」则惟一「王」字，并不称「春天王正月」，此亦可见「春王」之王，非王者之王也。自予道破此旨，学者试平心思之。「春」之下，「正月」之上，夹入一王者「王」字于中，岂不近稚？以「王」属「春」下固不可，若以「王」属「正月」上，正月固周王之正月也，建子。春独非周王之春乎？改时。当日「王春正月」乃可，何以独曰「王正月」乎？又若「王」字主于尊王，则一岁之正月足矣，何必兼二三月而言邪？兼二三月言，是以「春王」为义，而非「王正月为义明矣。不然，二三月可王，四五月以往，何不皆可王乎？惟其错解「王」字，所以有后来夏时冠周月之谬说，苟知「春王」二字本相连，奚至有此谬说哉？令常人不必通春秋之义者，顺口读去，必曰「春王二字连。正月」，而不曰「春一字断。王正月」者，亦可见人心之有同然也。且左氏亦曰「春王周正月」，以「春王」二字连读，否则，当以「春」字句绝，又曰「周王正月」乃可，今日「王周」，岂成文理耶？是「王」之属「春」不属「正」，尤断断然矣。若夫正月之为建子也，春之为子月之冬也，前人已多辨正，力破邪说，人多知之，可无俟予赘矣。经凡四公不书即位，此隐公与庄、闵、僖公也。盖皆即位于先君之年，故不书也。详无例详考。左氏于此谓「不书即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