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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姚际恒文集-清-姚际恒-第852页
，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着，则益悍矣。......(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会得捉住真实，自然别人会来听从你；只要别人能捉住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如果采用了当时各家说而箸书，乃是他的从善服义的公心，不能说为他的罪状。而且他秉了求真的勇气，掌握了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可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后可以辟伪！所以我们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这时代精神，与黄、阎、万、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发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说剽不剽的话。(他辨伪古文尚书非剽阎若璩，证见下文。)至于他的书何以失传，这个理由，钱玄同先生说是由于四库馆诸臣的反对。他以为提要中既骂他经学方面的种种，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见他的九经通论。但四库中没有此书，即存目中也无此名，可见他们有意把他压抑下去。他的书既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库馆所痛斥，自然别人再不敢把他表章了。按，这个假设很可能。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云：
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我两件窜乱的实事：其一，宋楼钥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一过，发见四库本改窜甚多，而尤以他替妇人所作的墓志铭为甚。因为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记女子改嫁的事实，及其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人则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以官阶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前夫，后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后夫。其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书中土久佚，修四库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为夷狄虽有君，犹不如诸夏之无君；而四库本的疏意，则是诸夏无君，犹不如夷狄之有君。意义极端相反，而乃发现于同一书中，其字数又相同。知不足斋本亦据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合，后印本则与四库本合。盖四库馆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书中说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义上，必改得它不伤皇帝的面子而后已。知不足斋本既已刊成，始知馆中改笔，不敢不依钦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犹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均易见，大家不妨把它们对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四库馆是有主义的，有作用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了自己的主张和凭借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番：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绝，哪种应依因，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以行其去取予夺之权。倘使那时还没有刻书的一件事，传钞的本子又相习以四库为正本，则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即得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改窜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于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著作，当时或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及身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钞本。何以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它连存目也彀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或竟被销毁了；他们又虑后人有赞同其说的，故即于庸言录的提要上作总括的一骂，以见其人之不足取。实在清学到了乾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只有伪古文尚书，因为它起在魏、晋间，彀不到汉，没有汉代的权威者为它保护，又因它的宗师是王肃，适为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又因当时大师惠栋亦曾继续阎氏之业而为古文尚书考，故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是承受了的。姚氏太勇了，什么书都要疑，当然应受他们的排斥。姚际恒的传状，我们找不到。现在姑把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的杭郡诗辑中两段文字写在这里，权当他的小传：
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