骏续礼记集说中见到引他的礼记通论。后来,又从吴又陵先生(虞)处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铁琴山馆刻本诗经通论。后来,转写得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中所藏的好古堂书目钞本,是钱塘丁氏的旧藏,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目上知道他所读的书。后来,又从杭郡诗辑中寻到他的两首诗。最近,伦哲如先生(明)购到残写本春秋通论,我们也借钞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钞本仪礼通论,又借钞了。说不定将来更有出于意表的发见。姚氏是清初的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的来源及其研究的态度,我们可以引四库提要的话来看: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着,则益悍矣。......(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会得捉住真实,自然别人会来听从你;只要别人能捉住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如果采用了当时各家说而箸书,乃是他的从善服义的公心,不能说为他的罪状。而且他秉了求真的勇气,掌握了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可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后可以辟伪!所以我们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这时代精神,与黄、阎、万、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发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说剽不剽的话。(他辨伪古文尚书非剽阎若璩,证见下文。)至于他的书何以失传,这个理由,钱玄同先生说是由于四库馆诸臣的反对。他以为提要中既骂他经学方面的种种,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见他的九经通论。但四库中没有此书,即存目中也无此名,可见他们有意把他压抑下去。他的书既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库馆所痛斥,自然别人再不敢把他表章了。按,这个假设很可能。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云:
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著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我两件窜乱的实事:其一,宋楼钥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一过,发见四库本改窜甚多,而尤以他替妇人所作的墓志铭为甚。因为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记女子改嫁的事实,及其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人则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以官阶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前夫,后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后夫。其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书中土久佚,修四库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为夷狄虽有君,犹不如诸夏之无君;而四库本的疏意,则是诸夏无君,犹不如夷狄之有君。意义极端相反,而乃发现于同一书中,其字数又相同。知不足斋本亦据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合,后印本则与四库本合。盖四库馆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书中说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义上,必改得它不伤皇帝的面子而后已。知不足斋本既已刊成,始知馆中改笔,不敢不依钦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犹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均易见,大家不妨把它们对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四库馆是有主义的,有作用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了自己的主张和凭借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番: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绝,哪种应依因,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以行其去取予夺之权。倘使那时还没有刻书的一件事,传钞的本子又相习以四库为正本,则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即得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改窜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于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著作,当时或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及身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钞本。何以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它连存目也彀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或竟被销毁了;他们又虑后人有赞同其说的,故即于庸言录的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