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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栾城集-宋-苏辙-第228页
而迁其顽民于洛邑，保厘东郊，作《多士》而抚宁之，所以虑其变者至矣。至君陈毕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师之，故康王之命毕公曰：“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然犹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由此观之，文王之用殷人，岂苟然而已哉！今坚畜养豺虎于其腹心，而贪功务胜，不顾其后，宜其毙于垂、苌也哉！使坚信猛之策，南结邻好，戢兵保境，与民休息，虽有垂、苌百人，安能动之。文王虽未可觊，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
东汉之衰，曹公始践五伯之迹，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志本欲尽扫群雄而后取汉耳。既灭二袁、吕布、刘表，欲遂取江东而不克，既破马超、韩遂，欲并举巴蜀而不果，再屈于吴、蜀，而公亦老矣。于是董昭进九锡之议，幡然听之，而桓、文之业，至此尽矣。然方是时，公在河朔，而汉都许昌，虽使主盟诸夏，而不废旧君，上可以为周文王，下亦不失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锡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至司马仲达父子，其势盖与公异矣。拥兵天子之侧，固已不顺，既杀王凌，害诸葛诞，非人臣矣。又降刘禅，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锡耳。虽欲复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诛桓氏，收遗晋而封植之，又克谯纵，执慕容超，逐卢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锡，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长安也，中原震恐，元魏虽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虽关中之唇齿，而不敢争。此其智力有余，足以有为之时也。若能因其兵势，据秦、陇之形胜，引吴、越之饶富，以经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势，则王伯之功可冀，顾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业，发九锡之议。刘穆之死，南方无复可托，虽已入秦，而无留秦之意，举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连勃勃乘之，兵将死者过半，狼狼而反，仅乃得脱。以帝之明，非不知诸将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虑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业，而俯从司马父子攘窃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古之为国，必具此四者，而后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无敌于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归，以求九锡之淫名，尚可以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业止于是也。
【宋文帝】
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齐，国人不顺。其大夫里克杀奚齐、卓子而纳惠公，《春秋》皆以弑君书之矣。惠公既立，而杀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书曰：“晋弑其大夫里克。”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称国以杀，杀无罪也。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齐、卓子之立，以淫破义，虽已为君，而晋人不君也。既已为君，则君臣之名正，故里克为弑君，而国人之所不君则势必不免。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齐崔杼异矣。虽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里克之罪，犹可议也。惠公以弑得立，而归罪于克，以自悦于诸侯，其义有不可矣。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国人恶之，敌人怨之，兵败于秦，身死而子灭，至其谋臣吕甥、却称、冀芮皆以兵死，盖背理而伤义，非独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托国于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议将废之，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乃先废义真，而后废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惧，羡之、亮内秉朝政，晦出据上流，为自安之计，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不以贼遗君父，无负于国矣。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恶羡之、亮据其迳路，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帝遂决意诛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是时宁子已死，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称首。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是岁皇子劭生。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华、宁之子孙无闻于世，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亦并死于劭。於乎，天之报人不远如此。不然，晋惠公、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何哉？谢晦将之荆州，自疑不免，以问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学《春秋》而意与之合。太史公有言：为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宋之君臣，诚略通《春秋》，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徐、傅、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