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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栾城集-宋-苏辙-第300页
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
【诗论】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夫圣人之为经，惟其于《礼》、《春秋》，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礼》、《春秋》之严矣。而况乎《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今《诗》之传曰“殷其{}，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つ木，葛ぱ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惟鸠居之”；“要々草虫，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以劳矣。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曰：“殷其{}，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以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作时之事，则夫《诗》之义，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辩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于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怒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诚。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急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吾仲孙怒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
●栾城应诏集卷五
◆进论五首
【燕赵论】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学校而教民，行乡射饮酒之礼。于岁之终，田事既毕，而会其乡党之耆老，设其笾豆酒食之荐，而天子之大夫亲为之行礼。盖以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劳苦其筋力，长幼亲作，以趋一时之利，习于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节，顽冒无耻，不可告语，而易与为乱。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礼，使之有所不忘于其心。故三代之民，虽耕田荷任之贱，其所有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