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则来之,虽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则去之,虽有欲来者,亦不可得而来也。要以使吾中国不失于便,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故其屈伸进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来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学者曰《春秋》托始以治天下,当隐公之际,未暇远略,故先书晋灭夏阳,不书楚灭谷、邓。夫谷、邓之不书,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圣人未欲与夷狄交通,则虽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书“公及戎盟于潜”,是记事之体,而无休之说也。
【刘恺丁鸿孰贤论】
天下之让三:有不若之让,有相援之让,有无故之让。让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圣人深疾而排之,以为此奸人之所以盗名于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让韩起,范宣子之让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诚有以愧于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让也。舜之命禹也,让于皋陶,其命益也,让于朱虎、熊罴。夫皋陶之不能当禹之任,朱虎、熊罴之不能办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犹让焉者,此所谓相援之让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让其所不及,则贤材在位,而贤不肖不争;皆能让以相援,则君子以类升,而小人不能间。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天下之大不善也。东汉之衰,丁鸿、邓彪、刘恺此三人者,皆当袭父爵而以让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让焉,以自高于世俗。世之君子从而讥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犹有优劣焉。刘、邓让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鸿让而不终,听其友人鲍骏之言而卒就国,此鸿之所以优于刘、邓也。且夫闻天下之有让,而欲窃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刘恺之心也。闻天下之让而窃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于不义者,丁鸿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则恺在可戮,而鸿为可恕,此真伪之辨也,贤愚可以见矣。故范晔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则诡激之行兴矣。”若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显其身,将以教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乎?丁鸿之心主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异乎数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盗天下之大名,以冒天下之大利,自以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故为国者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废,而战攻侵伐之役交横于天下,民去其本而争事于末。当时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导之无术。故樊迟请学为稼,又欲为圃,而孔子从而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肃;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释之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阔而不可行,然要其终,其取利多而卒以无弊者,终莫能易其说。盖孔子之于卫,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于鲁,常欲彻,而鲁君非之矣。何则?卫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鲁之饥,若非彻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无饥与乱,则非此二者莫之能济。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于远,则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图其事而图之于深,则事有渐而后无弊。今夫樊迟欲为农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礼义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为不然。若观于《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许行之说,则夫农圃之事,乃有可以礼义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许子欲使君臣并耕,饔食而治,此岂非樊子所愿学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尧舜无所用心于耕稼。尧以不得舜为忧,舜以不得禹为忧。尧得舜,舜得禹,而礼义流行,忠信洋溢,则天下之民,将不劝之耕而自为耕,不督之圃而自为圃,而何致于身服农圃之劳,而忧农圃之忧哉?且夫欲劝天下之农而至于亲为之者,亦足以见其无术矣。古之圣人,其御天下也,礼行而民恭,则役使如意;义行而民服,则劳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而况农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于远,则功可成;欲力其事而为之于近,则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从事于农,则夫天下之民尚谁使治之哉?
【形势不如德论】
三代之时,法令宽简,所以堤防禁固其民而尊严其君者,举皆无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历岁数百长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谓峻矣,而其所都,又关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谓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权势法制所以为治也,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然而二者犹未足恃也。故曰形势虽强,犹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势,愚尝论之矣。读《易》至于《坎》,喟然而叹曰:嗟夫!圣人之所以教人者,盖详矣夫。《坎》之为言,犹曰险也。天之所以为险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为险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险,愚闻之矣,而人之险,愚未之闻也。或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人之险,而高城深地之谓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无以异于地之险。而人之险,法制之谓也。天下之人,其初盖均是人也,而君至于为君之尊,而民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