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于天地之间,则天为之明,地为之静,三辰为之光。及其少衰,则天地三辰皆将亏缺而不宁。顷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为害,地震生毛,水变赤色,此数事者,使董仲舒、刘向之徒出而论之,必将指国政之一二,以为其验。而臣以为不然,盖臣非以为不为灾也,以为天地之远,而至于为之变动,此非一事之所能致。盖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气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于是。以为陛下历数天下之弊,而使陛下尽修之云耳。非正阳之月,而伐鼓救变,说者以为非经,然而要以胁阴助阳,则虽非正阳而不为失。当盛夏之月,而论囚报重,说者以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无久系之殃,而民睹为恶之速及,则虽当盛夏而亦不为非也。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于京师,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为之节,然而未获所以禁之之术。是以欲先治内,则惑于何以为京师之言;欲先レ奸,则惑于不挠狱市之说。今陛下任人,使为京兆,如得赵广汉耶,则安可以不挠狱市而拘其才?如得黄霸耶,则安可以レ奸而责其效?各随其才而用之,则可以至于治矣。然臣以为,莫若先之以猛,而终之以宽。顷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宽,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为继之术。是以京兆之政,大则斩戮,小则笞,历岁百余,而终无有一人能以仁恕为治者。故其民狃于刑戮而不知惧。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强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于汉文、汉武治乱之际。臣闻老子之所以为得者,清净寡欲,而其失也,弃仁义、绝礼乐。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虚文而无实用。然而道之可以长行而无弊者,莫过于儒术。其所以有弊者,治之过也。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礼;汉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变而作《豳》诗,虽言王业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无罪,是以谓之《国风》。宣王北伐,其事虽大,而其诗非《大雅》之体,是以谓之《小雅》。故夫宽柔敦厚者,《大雅》之风也,慷慨劲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则可以辨矣。三代之时,财赋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岁之凶丰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节,盖亦如此而已。至于有唐贞观、开元之际,犹委之郎官。其后四方用兵,而财用之间,亦遂有权时应变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未世,使又不能辨,则又举而归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职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则夫陈平、韦贤之论有不妄矣。若夫泉货之轻重,始于周景王,而后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实,始于魏武帝,而后有六等之号;水旱蓄积之备,莫如李悝之平籴;边陲守御之方,莫如张仁愿之筑城。圜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岁》、《职币》,皆列职于《周官》。乐语五均之义,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其说见于河间献王之《礼》。此数事者,皆非有益于当世之务,是以不足深论也。伏惟陛下谘谟国事,丁宁反覆,终而复始,不忍舍去。故于制策之终,则又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夫陛下丁宁激切至于如此,而臣何敢不为陛下申重其说。今陛下忧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岂非无其人之故耶?臣闻:“求贤不如变俗。”俗所不悦,虽有贤者,将不能自立。俗苟好之,虽天下之人将从风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则天下之猛士出而为之兵;太宗好奇谋,则天下计划之士出而为之虑;真宗好文而爱儒,则海内无有不学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满朝,进趋揖让,文学言语,上可以不愧于古人,而下可以远过于近世者,以陛下诚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举者,凡有几何?府库空虚,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骄而不为用,而不能制;闲田满野,衣食不足,而不能辟;河水岁决,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币,而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当用耶?狄仁杰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与共天下。”乃进张柬之以代李峤、苏味道。而臣亦以为,治天下当得浑质刚直、不忌不克、不择剧易之人而任之,如汉之绛侯、条侯,魏之贾逵、邓艾,晋之温峤、周访,唐之娄师德、郝处俊。得此数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则贤人益亲;置之边境之上,则恶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岂不欲用之?故臣愿陛下改易所好,以变天下之俗,则当今之文人,皆可使为朴直之士。陛下何惮而久不为也?臣本布衣书生,陛下授之以爵禄,而又亲策之于廷,陛下罄竭所疑以问之于臣,而臣何敢不尽其中之所怀以输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问臣者,臣谨已直率愚意窃揣而妄论之矣。才智短浅,不足以上塞明诏,无补于聪明之万一,谨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宁而致之陛下者,终欲为陛下毕尽其说。臣闻圣人欲有其富,则保之以俭;欲久其尊,则守之以谦;欲安其佚,则行之以劳;欲得其欲,则济之以无欲。此四者,圣人之所以尽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