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较其心迹,小异而大同尔。且刘知远,晋之大臣也。方晋有契丹之乱也,竭其力以救难,力所不胜而不能存晋,出于无可奈何,则可以少异乎四国矣。汉独不然,自契丹与晋战者三年矣,汉独高拱而视之,如齐人之视越人也,卒幸其败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国委之许王从益而去。从益之势,虽不能存晋,然使忠于晋者得而奉之,可以冀于有为也。汉乃杀之而后入。以是而较其心迹,其异于四国者几何?矧皆未尝合天下于一也。其于正统,绝之何疑。
【或问〈康定元年〉】
或问:“子于《史记·本纪》,则不伪梁而进之,于论正统,则黜梁而绝之,君子之信乎后世者,固当如此乎?”
曰:“孔子固尝如此也。平、桓、庄之王,于《春秋》则尊之,书曰天王,于《诗》则抑之,下同于列国。孔子之于此三王者,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其理当然也。梁,贼乱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统,其为不可,虽不论而可知。然谓之伪,则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岂独梁哉,魏及东晋、后魏皆然也。尧、舜、桀、纣,皆君也,善恶不同而已。凡梁之恶,余于《史记》不没其实者,论之详矣。或者又曰:“正统之说,不见于六经,不道于圣人,而子论之,何也?”
曰:“孔孟之时,未尝有其说,则宜其不道也。后世不胜其说矣,其是非予夺,人人自异,而使学者惑焉,莫知夫所从。又有偏主一德之说,而益之五胜之术,皆非圣之曲学也。自秦汉以来,习传久矣。使孔孟不复出则已,其出而见之,其不为之一辨而止其纷纷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呜呼!尧、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义。自秦以后,德不足矣,故考其终始,有是有非,而参差不齐,此论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
或者又曰:“论必据迹,则东周之时,吴、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统也,子独不论,何也?”
曰:“东周正统,以其不待较而易知,是以不论也。若东晋、后魏,则两相敌而予夺难,故不可以不论。吴、徐、楚非周之敌,虽童子之学,犹知予周也,何必论哉?”
【附论七首·原正统论】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尧、舜之相传,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义,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是以君子不论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终之分明故也。及后世之乱,僭伪兴而盗窃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于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谓秦为闰是也。由是正统之论兴焉。
自汉而下,至于西晋,又推而下之,为宋、齐、梁、陈。自唐而上,至于后魏,又推而上之,则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终之际不明,由是学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盖其是非之难也。自周之亡,迄于显德,实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间,或理或乱,或取或传,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论者于此而难也。大抵其可疑之际有四,其不同之说有三,此论者之所病也。
何谓可疑之际?周秦之际也,汉、魏之际也,东晋、后魏之际也,朱梁、后唐之际也。
秦亲得周而一天下,其迹无异禹、汤,而论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汉而天下一,莽不自终其身而汉复兴,论者曰伪,宜也。魏得汉而天下三分,论者曰正统,其可疑二也。以东晋承西晋,则无终,以周、隋承元魏,则无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无异魏、晋,而梁为伪。刘备汉之后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称蜀,不得正统,可也。后唐非李氏,未尝一天下,而正统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谓不同之说三?有昧者之论,有自私之论,有因人之论。
正统之说肇于谁乎?始于《春秋》之作也。当东周之迁,王室微弱,吴、徐并僭,天下三王,而天子号令不能加于诸侯,其《诗》下同于列国,天下之人莫知正统。仲尼以为周平虽始衰之王,而正统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统之所在。故书王以加正月而绳诸侯。王人虽微,必加于上,诸侯虽大,不与专封,以天加王,而别吴、楚。刺讥褒贬,一以周法。凡其用意,无不在于尊周。
而后之学者不晓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鲁。或曰起鲁隐之不正,或曰起让国之贤君,泥其说于私鲁。殊不知圣人之意在于尊周,以周之正而统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义,因悖弃先王之道,而自为五胜之说。汉兴,诸儒既不明《春秋》正统之旨,又习秦世不经之说,乃欲尊汉而黜秦,无所据依,遂为三统五运之论,诋秦为闰而黜之。夫汉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义而起也。而说者直曰以火德当天统而已。甚者,至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至于王莽、魏、晋,直用五行相胜而已。故曰昧者之论也。
自西晋之灭,而南为东晋、宋、齐、梁、陈,北为后魏、后周、隋。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