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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滋溪文稿-元-苏天爵-第4页
国史院负责。苏天爵前后二度任职史馆。泰定元年（一三二四）为翰林国史院典籍官，不久迁应奉翰林文字（仍为从七品）。到至顺二年（一三三○）升翰林修撰（从六品），同年迁南台监察御史。这一次在翰林国史院前后长达七年左右。第二次是元统二年（一三三四），由监察御史迁翰林待制（正五品），但不久改中书右司都事。在两次任职翰林国史院期间，他曾先后参预纂修英宗实录和文宗实录。元朝对于实录纂修人选十分重视，与其事者除蒙古重臣外，例选当时有声望的汉人士大夫担任。这既是一种荣誉，又是升迁的机会。苏天爵两度参与其事，足以说明他在当时享有较高的声望和地位。而每次实录的完成，都使他得以晋升官职。
元朝诸帝实录，为明代编纂元史的本纪部分，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实录的编纂，无疑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在这里需要对某些史实加以说明。据元史本传，苏天爵在「至顺元年预修武宗实录」，元统二年「预修文宗实录」，历来论述苏氏史学者，均以此为据。如孙克宽：滋溪文稿别记，收在元代汉文化之活动（台湾中华书局一九六八年版）中。萧启庆教授则认为天爵先后预修武宗、文宗、英宗三朝实录，后者不见于本传，但天爵所撰黄清老墓碑中曾提及。萧氏前引文。黄清老墓碑见滋溪文稿卷十三。按，萧氏指出天爵预修英宗实录，为前人所未发，至为可贵。但预修三朝实录之说，仍可商榷。问题出在武宗实录上。至大四年（一三一一），武宗死，仁宗嗣位，即「命翰林国史院纂修先帝实录」。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主其事者为程巨夫、袁桷、元明善等。元史程巨夫传和元明善传都说皇庆元年（一三一二）修武宗实录。元史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八十一。程巨夫的进三朝实录表作于皇庆元年十月，所进三朝实录是顺宗实录一卷、成宗实录五十六卷、武宗实录五十卷。国朝文类卷十六。这一年苏天爵方十九岁，尚未入国学，所以是根本不可能参预修武宗实录的。后来有的记载如赵翼廿二史札记以为武宗实录系元明善和苏天爵合修，所根据的即是元史本传，不足为凭。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九元史条。另据元史本纪中的记载，英宗实录的纂修始于泰定元年（一三二四），到文宗至顺元年（一三三○）五月，「翰林国史院修英宗实录成」。足征元史苏天爵传中所说至顺元年预修的不可能是武宗实录而应是英宗实录。苏天爵在黄清老墓碑中说：「英宗一朝大典撰述未终，国有大故，命公与天爵修撰，为成书四十卷。」所谓「国有大故」，系指泰定帝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帝位以致兵戎相见而言，这条记载更可以说明天爵确曾预修英宗实录。
实录是元代「国史」修纂的一个部分。「国史」修纂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则是后妃功臣传。此事始于仁宗即位之初（一三一一），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但问题甚多，进展缓慢，时断时续。顺帝即位（一三三三）初，苏天爵上疏，请修功臣列传。他指出，「史有二体」，即编年与纪传。「近代作为实录，大抵类乎编年，又于诸臣薨卒之下，复为传以系之，所以备二者之体也」。但实录中诸臣列传「事实不见」，需要另修。他强调「网罗」各种数据对修史的重要性；指出作史不能以贵贱为差，主要应看是否有事迹可传，不能止取嘉言嘉行，应该善恶并载，这样才能「为将来之劝」，「无虚美隐恶之讥矣」。见本书卷二十六。这篇奏疏篇幅不长，但集中表达了苏天爵对于修史的一些想法，是很可贵的。在他上疏后不久，后妃功臣传的修撰工作全面展开，显然他的意见是起了作用的。
宋、辽、金三朝的历史，对于元人来说，是近代史。苏天爵一贯注意收集三朝的历史文献，「家藏书万卷，于辽、金逸事，宋代遗文，犹拳拳收购不倦」。赵汸：书赵郡苏公所藏经史遗事后，东山存稿卷五。进入史馆后，「阅近代史籍」，对宋代国史的情况，有详细的了解。曹先生文稿序，见本书卷六。同时还「多知辽、金故事」。王守诚：国朝文类跋。大约就在编纂国朝名臣事略的同时，他还完成了辽金纪年一书。据元史本传说，辽金纪年一书「未及脱稿云」。但此说似非事实。苏天爵的友人吴师道说，辽金纪年和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二书一起，「遂大行于时」。滋溪书堂诗序，吴师道文集卷一。又宋本说，辽金纪年与国朝名臣事略「皆脱稿」。滋溪书堂记，国朝文类卷三十一。辽金纪年无疑已成书。此外，苏氏的另一位友人赵汸说，天爵「早岁入冑监，登禁林，接诸老儒先生绪言，最为有意斯事（指编撰宋、辽、金三朝历史——引者）。尝取三国史志文集，总其编目于前，而合其编年于后。事之关于治乱存亡者，则疏而间之。题曰：宋辽金三史目录。所以寓公正之准的，肇纂修之权舆也。后虽出入中外，不克他有撰录，而所至访求遗文，考论逸事，未尝少忘。」题三史目录纪年后，东山存稿卷五。按，文中言书名宋辽金三史目录，但标题则作宋辽金三史目录纪年。宋辽金三史目录一书，不见于元史苏天爵传。按照赵汸所说，此书作于苏天爵就读国子学及入翰林国史院时，则与辽金纪年的成书年代相近；而此书的体例，亦采用编年的办法。因此，似可认为，三史目录应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