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难,而体会之难。能体会之而自得之于心,则能以其所不同,而求其所同,以其所言,而知其所不言。虽圣人之于学者,随人异施,不可以一端求;会而通之,而至精至粹之理,一而已矣。夫惟天下之论仁者,病于不能自得之于心,而徒言之求,是以若彼其纷纷而不一也。执事发策,以孔子之言仁为问,欲观学者自得之学,愚生何知焉?虽然,论语一书,童而习之,敢不抚拾以对!
昔孔子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志欲有所为于天下,而时不能用。退而追述三代之礼乐,序诗、书、易、春秋,以备王道,成六艺。夫子自以为教天下如此尽矣。夫子既没,而门人记其微言,以为论语。顾若稍不尽同于前古圣人者,盖其平日独以仁之一言为教,则皆先圣人之所未尝数数然者。虽其孙子思传之,亦不尽用其说。孟子稍稍言之,而复以仁义对举,又非若夫子当时之独指而专言之也。
盖尝思之:夫子以仁圣并称,而又有仁人之号,则其所谓仁者,夫亦以其人品之至精至粹而已矣。夫如是,故以仁圣并言之。而当时学者,虽其才器不同,而其学于圣人,固其志举欲造于至精至粹之地。是以诸子之问仁特详,而夫子之告之不一,要其因才成就,而使之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者,则一而已矣。世之君子,见诸子之问,而夫子告之其不同如此,遂疑其所谓仁者,支离而难合,散漫而不可求,而不知其所以至之者一也。
惟其才器不同,引而进之各异。譬之于水,其可以导之于江者,引之以至于江;导之于河者,引之以至于河;导之为淮、汉者,引之以至于淮、汉。及其不已而至于海,一也。夫子之门,颜子、仲弓、子贡、子张、樊迟、司马牛,人见其皆入闻夫子之道,而不知其才器相去远矣。然夫子皆不逆之,随人以为之成就,使此数子者能遵其教,而莫不可至于仁。是乃夫子之善教也。使是数子者,夫子独举其一而皆告之,是使樊迟而欲为颜子,夫子必不若是之诬也。
然而此数子者,亦皆可至于至精至粹之地者,何也?若孟子之所谓「伯夷圣之清,伊尹圣之任,柳下惠圣之和,孔子圣之时」也。伯夷、伊尹、柳下惠,夫岂方于孔子?顾谓之圣,则亦造于至精至粹之地而全矣。譬之于玉,为玫为瑰为琳为珉之不同,而追琢之成器一也。故夫子于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而皆谓之仁,岂可同哉?管夷吾者,能以功利之术使诸侯归齐,而不能勉其君至王也。而以为「如其仁」,管仲之仁,岂又与微子诸人可同日论哉?夫子之门人,可与语圣人者惟颜子,与夫子皆步皆趋皆言皆辨皆驰矣,而独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未能与化为一石。然亦已进于仁矣。夫子以「用之则行,含之则藏」,与之同其出处,则所谓「克己复礼」者,盖以有天下之事告之,故以为「天下归仁」也。若仲弓,出门使民,而至于邦家无怨,则南面诸侯之任而已。颜子与仲弓,同居德行,而相远如此,其为仁者不同如此,而况子贡以下哉?子贡之聘于诸侯,所以有大夫士之交也。子张之问政,所以言「恭、宽、信、敏、惠」也。樊迟之不知礼义信以成德,所以言先难后获也。司马牛多言而躁,所以言讱言也。然于是数者而进之,岂不亦皆至于仁哉?夫人之才器有大小,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为圣,而夫子亦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为仁;夫子之所谓仁,孟子之所谓圣也。然数子者,夫子告之则如此,而造而至之实难。故虽果如子路,艺如冉有,不佞如雍,礼仪如赤,使之治国家,理人民,立朝着,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当时之大夫,忠如子文,清如文子,使之事伯朝,去乱国,夫子皆许之,而不许以仁。以其至于至精至粹之地为难也。若夷、齐让国逃隐。微子、箕子、比干之或去或奴或死,积仁洁行,以自靖自献于先王,岂不至于至精至粹之地哉?管子者,圣人盖未之许,若曰其于仁者之功,特如之而已。然则是数子者,夫子特进之而已,终莫能至也。
夫仁之精微,与圣同极。而他日子贡问博施济众,乃以为何事于仁,而必以圣当之。似若夫子之优圣而劣仁;而不知其意盖以为博施济众者,圣人身外之事业,立人达人者,仁者切己之实功。子贡未可骤以唐、虞之事许之,亦勉以忠恕而已矣。故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虽然,夫子之于仁也,岂终日为学者渎言之如此,盖皆因其有问,随其人而告之,孟子之所谓答问者也。当时高弟弟子,如颜子之外,曾子未尝问仁,而一贯之唯,岂不亦谓之仁哉?
而后之儒者,又谓夫子平日盖未尝言仁也,特言其所以为仁者而已。然则夫子之论仁,当见于何书?曰:夫子于系易曰:「大哉干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又曰:「元者,善之长也。」此夫子之所谓仁者也。虽然,夫子岂有隐哉?凡平日之所以问答者,皆此理也。宋张敬夫尝类聚夫子之论仁,以为洙泗言仁录。朱子不取,谓圣人之言,随其所在,皆有至理,不当区区以言语类求之。可谓得其旨矣。后之学者,去圣愈远,其尊圣人为太过。至或舍其终日应用,与所以进德修业之实,而欲于虚空想像之中,求所谓仁者而名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