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官阙一人，将补，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时于天下称多，独得将相五人。故于府之参军，则得我公，于河南主簿，则得故相国范阳卢公，于汜水主簿，则得故相国今太子宾客荥阳郑公，于陆浑主簿，则得相国今吏部侍郎天水赵公，于登封主簿，则得故吏部尚书东都留守吴郡顾公。卢公去河南，为右补阙，其后由尚书左丞至宰相。郑公去汜水，为监察御史，佐山南军，其后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罢而又为。赵公去陆浑，为右拾遗，其后由给事中为宰相。顾公去登封，为监察御史，其后由京兆尹至吏部尚书东都留守。
我公去府为长水尉，其后由膳部郎中为荆南节度行军司马，遂为节度使，自工部尚书至吏部尚书。三相国之劳在史册。顾吏部慎职小心，于时有声。我公愿洁而沈密，开亮而卓伟，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绍家烈，不违其先。作帅南荆，厥闻作显，武志既扬，文教亦熙，登槐赞元，其庆且至。故好语故事者，以为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后进而偕大也亦同。其称名臣也又同，官职虽分，而功德有巨细，其有忠劳于国家也同，有若将同其后，而先同其初也。有闻而问者，于是焉书。
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语河南府参军舍庭中。于时河东公为左仆射宰相，出藩大邦，开府汉南。郑公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赵公以吏部尚书镇江陵。汉南地连七州，戎士十万，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岁时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于宫城门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万。三公同时，千里相望。可谓盛矣。河东公名均，姓裴氏。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论曰：登孔氏之门者众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圣人之道，为君子之儒者乎？其于过行过言，亦云鲜矣。而夫子举不贰过，惟颜氏之子，其何故哉？请试论之：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无自入焉；可择之行，无自加焉。故惟圣人无过，所谓过者，非谓发于行、彰于言，人皆谓之过而后为过也，生于其心则为过矣。故颜子之过此类也。不贰者，盖能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
《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也；自明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勉则不中，不思则不得，不贰过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言犹未至也。而孟子亦曰：“颜子具圣人之体而微者。”皆谓不能无生于其心，而亦不暴之于外。考之于圣人之道，差为过耳。
颜子自惟其若是也，于是居陋巷以致其诚，饮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确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坚之可尚，忘钻仰之为劳，任重道远，竟莫之致。是以夫子叹其“不幸短命”，“今也则亡”，谓其不能与己并立于至圣之域，观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发于身、加于人，言发乎迩、见乎远，苟不慎也，败辱随之，而后思欲不贰过，其于圣人之道，不亦远乎？而夫子尚肯谓之“其殆庶几”，孟子尚复谓之“具体而微”者哉？则颜子之不贰过，尽在是矣。
谨论。
○争臣论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土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
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土，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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