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教之者虽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尝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义归于反身,二《南》之业本于文王,夫岂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内则后妃有《关雎》之行,外则群臣有二《南》之美,与之相成。其推而及远,则商辛之昏俗,江汉之小国,兔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谓身修故家国天下治者也。后世自问学之士,多徇于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见可法,故竞于邪侈,岂独无相成之道哉?
士之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处显也,然去二《南》之风,亦已远矣,况于南乡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劝戒之意,可谓笃矣。
然向号博极群书,而此传称《诗》、《苯莒》、《柏舟》、《大车》之类,与今序《诗》者之说尤乖异,盖不可考。至于《式微》之一篇,又以谓二人之作。岂其所取者博,故不能元失欤?其言象计谋杀舜及舜所以自脱者,颇合于《孟子》,然此传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盖亦不足道也。凡后世诸儒之言经传者,固多如此,览者采其有补,而择其是非可也。故为之序论以发其端云。
○曾子固徐干中论目录序
臣始见馆阁及世所有徐干《中论》二十篇,以谓尽于此。及观《贞观政要》,怪太宗称尝见干《中论·复三年丧》篇,而今书此篇阙。因考之《魏志》,见文帝称干著《中论》二十馀篇,于是知馆阁及世所有干《中论》二十篇者,非全书也。干,字伟长,北海人。生于汉、魏之间。魏文帝称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贤行状》亦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荣,魏太祖特旌命之,辞疾不就。后以为上艾长,又以疾不行”。盖汉承周衰及秦灭学之馀,百氏杂家与圣人之道并传,学者罕能独观于道德之要,而不牵于俗儒之说。
至于治心养性、去就语默之际,能不悖于理者固希矣,况至于魏之浊世哉!干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其所得于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浊世,有去就显晦之大节。
臣始读其书,察其意而贤之。因其书以求其为人,又知其行之可贤也。惜其有补于世,而识之者少,盖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恶观之,彼恶足以知其意哉!顾臣之力,岂足以重其书,使学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脱谬,而序其大略,盖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贯之奏议集序
尚书户部郎中直龙图阁范公贯之之奏议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为十卷,而属余序之。盖自至和以后十馀年间,公尝以言事任职。白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隐,一有得失善恶,关于政理,公无不极意反复为上力言。或矫拂情欲,或切刺计虑,或辩别忠佞而处其进退。章有一再或至于十馀上,事有阴争独陈或悉引谏官御史合议肆言。仁宗尝虚心采纳,为之变命令,更废举,近或立从,远或越月逾时,或至于其后卒皆听用。
盖当是时,仁宗在位岁久,熟于人事之情伪与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养元元,至于是非予夺,则一归之公议,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为职者,如公,皆一时之选。而公与同时之士,亦皆乐得其言,不曲从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毕闻于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于奇衰恣睢,有为之宥,亦辄败悔。故当此之时,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无大阙失,群目奉法遵职,海内义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于享国四十馀年,能承太平之业者,由是而已。
后世得耸之遗文而论其世,见其上下之际相成如此,必将低回感慕,有不呵及之叹,然后知其时之难得。则公言之不没,岂独见其志,所以吸先帝之盛德于无穷也。
公为人温良慈恕,其从政宽易爱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时与公有言责者,后多至大官,而公独早卒。公讳师道,其世次、州里、历官、行事,有今资政殿学士赵公忭为公之墓铭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后序
公所为书,号《仙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类次诗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于家。 方五代之际,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于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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