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为。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敝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炯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廷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倦倦之意也。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王介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扞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