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历久不用，银益见少，今举而变之，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其大利八也。钞式宜变从前，分为七等，大钞书《孝经》，其次书印先正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深意，其大利九也。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当厘人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故也，若行钞无难更定章程矣，则除万事之积弊，其大利十也。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即捐衔亦可无庸，则重朝廷之名器，其大利十一也。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十二也。
夫天下无不弊之法，而常恃有救法之人，而欲图天下之大功，必先破众人之论。人徒见宋金元明行钞不能无弊，遂以为不可行，不知皆立法未周之故耳。今试言其弊之大略。一则单纸易坏，而不知装潢糊表也。二则式印苟简，而不知宜镂版精工也。三则钞文但书刑律，无可观玩也。四则印章不多，难于辨别也。五则中统钞自二贯至十文，分为十一等，太琐屑也。六则中统钞止于二贯，民犹不便也。七则钞值二贯者，止费钱三四文，资本太轻，纸幅狭隘，程式不精也。
八则有司以出钞为利，入钞为讳也。九则民以旧钞换新钞，必增工墨费，每贯三分也。十则旧钞行用，每至简阅也。十一则钞法屡更，使民疑也。十二则不铸钱，而钱日少也。十三则仍杂用银也。十四则专利于上，而不能行惠于民也。十五则虽设严刑，而未尽防伪之道也。
今诚能一一悉去其弊，则行钞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钞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岂非理财之善策哉！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曾奏请行钞。然徒言行钞，而不知去弊之方，则无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议之不行也。夫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然苟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过即弊法而去其弊，所谓胜者，所用败者之谋也。蒙尝博观载籍，遍访通人，有言行钞之利者，必与之深心商榷，而究其理。有言行钞之害者，必与之反复辨论，而穷其故，实见钞法之行，利及百姓，而非止国家也，利及万世，而非止一时也。
故为考证八条，目四十，问答二十，以破众人之论。刍荛之愚，俟有言责者择焉。
○原钞之始
元何异孙曰：郑司农释《诗》：“抱布贸丝”云：周人以布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用钞之始。
按司农此条，见《周礼》注，余初得之，谓可以证钞法。后检旧本《十一经问对》，则知何异孙已先我言之矣。今《通志堂经解》所刊《十一经问对》删去此条。
汉武帝时禁苑有白鹿，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值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
按一皮而值四十万，其值太重，窥此意止欲取王侯宗室之利，与民间无预也。
唐宪宗行飞钱，令商贾至京师委钱给，券轻装趋四方，合券取之。按飞钱合券取钱，即交子之权舆。宋太祖置便钱务，许商人投牒输钱左藏库，以诸州钱给之。
按此亦飞钱之意。
宋仁宗元年，置益州交子务。初张咏知益州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后富民稍衰，争讼不息，转运使薛山张若谷请置交子务，以权其出入，禁私造者。帝从其议，立务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缗为额。
按商贾惮于重赍，交子之设，正以便民。今民间自行会票则交子之用，隐操于富户矣。○造钞之法
宋史云：景定四年，以收买逾限之田，复日增印会子一十五万。咸淳四年以近颁见钱关子，贯作七百七十文，公私擅减者，官以赃论，吏则配籍。五年复申严关子减落之禁。七年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使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宋高宗二十四年，金使置交钞库，金以铜少造钞引，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用。以七年为限，纳旧易新，诸路置官库受之，每贯取工墨钱十五，公私便焉。宋理宗景定元年，蒙古行交钞法。王文统立十路宣抚司，示以条格，欲差发办，而民不扰，盐课不失常额，交钞无致阻滞，遂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文钞，立互市于颖州涟水，光化军交钞法，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赋税并听收受，仍申严私盐酒钞麴货等禁。
按金元用钞之初，皆见其便。迨行之久，而其弊渐生。于是议更造，愈更造，而弊愈生，其故有由也。金之钞初止十贯，而其后乃有二百贯至千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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