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三王于农隙使民，用民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法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法矣。至于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法，高宗至于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法戒，而瞢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岁岁举行；
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人继大统者，辄议大礼，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以醇贤亲王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于二百余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元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共出，俘虏则均分；
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于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法，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禁矣。
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法，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法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于今日，吾知其变法之锐，必不在大彼得威廉第一睦仁之下也。记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乌得为善法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备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几绝。取士以科举，虽不议经世，而足以扬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官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演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画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
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习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当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
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
难者曰：法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法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功，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
自余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勃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固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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