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其危坠险殆，固与今日之土耳其、非洲、印度等也。大创以后，乃始知强弱之不相敌也，仁暴之不相胜也，文野之不相抗也，智愚之不相衡也。于是恍然若思，曝然若觉，毅然举平日愚民之情，愚民之术，愚民之具，愚民之禁，相与感泣流涕，荡涤而扫除之。萃天下之士庶，合天下之大众，注其精神，鼓其血气，决其壅焉，拔其滞焉，刮其蔽焉，始获今日之富强，振百年之国威也。向使诸国守此不变，今虽以残亡可也。此通之大福也。
由前而谈，土印诸国，塞之其祸如此。由后而谈，欧美诸国，通之其福如彼，二者诚中国之鹄哉。夫祸福自求，前覆作后车之儆；舍从惟大，乐取博他人之美。灵王胡服，赵国以强；单于用汉法，奴匈以大。金人禁学南装，《春秋》恶用彝礼。
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在择取舍审而已。嗟乎！明太祖者，我孔子之罪夫，中国之蟊贼也。禁著私书，禁谈国事，禁止直言，禁倡清议，妄兴文字之大狱且百余人，钳以祖庙之成规且三百载。诡其名实，阳托圣门。距杨辟墨之议，恶其害己，阴行秦皇焚书坑儒之诈。读史者感怒其卤莽灭裂，而不知其心术之叵测，为大可惧也。于是宗旨既谬，是非大淆。濮土桑间，明堂杂奏。夜光鱼目，后车紊色。唯诺相嘘，荡成风气。泄沓相竞，孳其谬种。
逮至国朝纪昀之徒，从其风而扇之，鼓其浪而扬之，海内学士大夫又从而加谀焉，钳其口舌，囚其手足，沁泌焉甘为奴隶，而莫敢侮。直至今日，士气益衰，民风益靡矣。道咸以来，迭经营大创，同光以后，渐移民俗。然中国变法垂三十年，海军兴矣，船厂设矣，电线杆矣，车道筑矣，山矿采矣，租界开矣，钱币铸矣，图书译矣。制造之厂，招商之局，同文之馆，格致之院，罔不办矣。公使之职，翻译之员，领事之官，教习之聘，罔不举矣，其仿西法，而图中兴，与日本同。
然甲午之役，军师，要害失，韩藩亡，台岛弃，巨款偿，口岸割，卒赧然见弱于日本者，何也？日本求通之道胜，中国求通之道失也。处今之时，当今之势，通之之道，将如何？悖今而反古，则有执礼误民之灾；废中而遵西，则有用彝变夏之谤。开议院，则势涣而滋乱；倡教会，则道高而难成；广学堂，则费重而莫举；扩善社，则事庞而效浅；编部曲，则谣杂而近俚；演传奇，则意谲而恶陈；通翻译，则力薄而缓时；穷游历，则势孤而伤费。此由后之效，非由今之急也。
今虽欲求通，杳不可得也。且也天下至大，人民至众，官萃于朝，兵萃于行，士萃于庠，农萃于乡，工萃于坊，商萃于场，舟车不常，家室无方，孰能不胫而骧，不翼而翔，一一口之舌之，扬之张之哉？若夫收已涣之精神，不特合众，省诵读之日力，无事闭门，可讠古今，可审中外，可瞻风俗，可察物理，可谙时变，可稽敌情，可新学术，可强智慧。茹其新，吐其陈，啬其直，丰其益，不蹴户域，而眼目口耳，罔不通焉者，非无其道也。
先王知其然也，遒人徇路，木铎有权。太史采风，辕轩远使。《诗》之风雅，审民俗之情；《周官》诵方，察四国之慝。唐宋以降，滥觞于邸抄，嘉庆以来，创始为报馆。名曰新闻，从风披扇文章，并述政俗攸存。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土风。清议流传，补乡校于未备，见闻通畅穷宇内之大观。至若外国农务、商业、天文、地学、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竞标宗旨，习其业者，随而购阅，发有新义，即刊报章。耳目咸通，心思愈扩，无阂民情，有裨政教。
朝夕可达，均邮电之捷。闻见相助，同赛会之益。是以欧美两洲类分二千三百余种，欧洲诸国，日售千四百余万张。且日本国报，有报王之称，瑞士开会，敦嘉客之请，可谓隆矣！诸盛强新闻报之力也。
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通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故国愈强，其设报之数必愈博，译报之事必愈详，传报之地必愈远，开报之人必愈众，治报之学必愈精，保报之力必愈大，掌报之权必愈尊，获报之益必愈溥。胥天下之心思知虑，眼目口耳相依与报馆为命，如室家焉。是以英之霸也，《太晤士报》日五六十万，甲海外焉。日之新也，《朝日报》日十五六万，名亚东焉。中国人数号称四百兆，非谓不庶矣，出报之处，乃不逾□□，分报之类，多不逾四十，销报之处不逾十万，阅报之人，不逾百万。
顺天为首善之区，而阅报者寡其人，河洛为中原之壤，而传报者窘其步。且旬月之内，从而折阅者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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