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贫贱可以移人之情者也。威武虽不能移人之情,而以力服人,能使人不得不从者也。至于名誉,其得之之乐,有甚于富贵。失之之苦,有甚于贫贱。而其具有能左右人心志之力,则又过于威武。前三者为常人所不能免,后者则高材之士亦或不能免。然使一旦能扩充其恻隐之心者,则此四者不拨而自去,而其心乃纯一而不杂矣。夫纯洁者必有勇,所谓无欲则刚也。恻隐之心迫于内,则仁以为己任,虽杀身而不辞。斯义理之勇,而非血气之勇也。
义理之勇,其可见者有二:
一曰不畏死人情莫不乐生而畏死。以生之有可恋也。若夫为恻隐之心所迫,则接于目,充于耳者,皆颠连无告者之忧伤憔悴之色,与其呻吟之声。既不忍于旁观,又不能拯之出于水火。吾何为生于此世乎?则弥觉生之可厌,而未见其可恋也。夫以生为可厌,则其不畏死无难矣。然人情莫不恋其所亲。吾人于此,岂独无所感乎?顾天下人之爱其亲,孰不吾若。吾不忍舍吾亲,而父母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者,盈天下皆是也。吾其能一一使之不舍其亲乎?吾于家庭之际,至难言也。
然而天下之人,其遭际之难同于我,或什百千万于我者,则又何限。吾其能以自私乎?思此而爱亲之心迸而合于爱同胞之心,死志决矣。自以力之微,无以致其爱于同胞,又无以致其爱于其亲也,以一死绝其爱焉。而于其将死,固未忘同胞,又未忘其亲也。于此知爱亲之心,与爱同胞之心,实为一物而无间于公私,而纯然恻隐之心是也。
二曰不惮烦志于革命者,以死为究竟,斯固然矣。然一死未足以塞责。故未死者之责任,不可以不尽也。常人乐生而恶死。哲人反之,则恶生而乐死。其所以恶生而乐死者,以惮烦故耳。世之昏浊甚矣!阳明有言:“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而行其自私之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讦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而相胜,而犹谓之徇义。
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则亦无怪纷纷藉藉而祸乱相寻于无穷矣。”人情之险若此!孤洁之士,愤世嫉俗,不能一朝居。往往绝人逃世,同其身于死灰槁木。其甚者,或因而自杀。其次,则险谲之士,操老子之术,以柔制刚,以静制动,颠倒一世之人,而巧于自全。
又其次,则为乡愿,同流合污,阉然而媚于世。夫老氏之徒与乡愿,皆习知人之情伪,以巧于不败之地。其为自私自利,无足论。至于绝人逃世者,迹则高矣。然推其用心,由于惮烦。是亦自私自利也。而自私自利之见所由生,在于未充其恻隐之心而已。使能充其恻隐之心者,则必不为一己计,而为众人计。目击天下之纷纷藉藉,祸乱相寻,人所避之惟恐不及者,挺然以一身当其际,而无所却。即令所接者无所往而非倾险之人,所处者无所往而非阴郁之境,而其至诚恻怛之意,初不由之而少间。
忧患虽深,不改其度,事变之来,不失其守。阳明所谓言语正到快意时,截然能忍默,意气正到发扬时,翕然能收敛,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廓然能消化,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盖观于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知其所守之固。此所以能应万变而不穷也。
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惮烦之勇,德之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为饭,盛之以釜,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转瞬之间,即成烬煨。然体质虽灭,而热力涨发,成饭之要素也。釜之为用,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逼,曾不少变其质。以至于成饭,其熬煎之苦至矣。斯亦成饭之要素也。呜呼!革命党人将以身为薪乎?抑以身为釜乎?亦各就性其之所近者,以各尽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则饭也。待革命以苏其困之四万万人,譬则啼饥而待哺者也。
革命党人以身为薪,或以薪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人共飨之。
○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
自民族主义,国民主义昌明以来,绅之士,荷篑之夫,稍知爱国者,咸以革命为不可一日缓。此国民心理之进步,而国家盛强之动机也。然尚有鼓其讠皮说,诋毁革命者。其立说皆诡弱而不足以自存。其稍足以淆人听闻者,不外二说。其谓今日之政府已进于文明也。然凡稍知民族与政治之关系者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