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
“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訿訿，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
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诐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
臣幸得托肺腑，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救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
刘子政讼陈汤疏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扌监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服，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
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千里之镐，犹以为远；
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
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稚圭深于《礼》，故其辞尤粹美。）
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纪纲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
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
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民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客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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