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王贻上“萤火出深碧，池荷闻暗香”，巧朴之分也，而时代之远近寓焉矣。王若虚谓“乐天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千言，而顺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断吟须，悲鸣口吻者所能至”。甚矣若虚之识理易盈也！乐天惟乐府曲中人心，历劫不朽。谓其他诗皆随物赋形，侔於元气，是老杜所不能篇篇尽然者，乐天能之乎？至长韵大篇，句句顺惬，此惟村学小生，初摹诗法，乃不能之耳，岂绝技哉！
夫乐天长篇之病，正坐语语顺惬，无一笔作逆势，以致平衍寡情，岂可转目为擅长之地也！且世人作诗，将尽拈断吟须，悲鸣口吻者耶？何其见一充满顺者，遂惊喜不遗馀地至此！
若虚雅服郑厚评诗，荆公、苏、黄，曾不比数，独云：“乐天如柳阴春莺，东野如草根秋，为造化中一妙”。此亦误也。荆公诗本不足与苏、黄匹，苏、黄与乐天、东野互有得失，何必以白、孟抹苏、黄也。至谓白如“春莺”，孟如“秋”，又不免低视二家而不能尽其美。盖白如平湖春涨，孟如峭石秋晴，庶几近之耳。且若虚尝推东坡为“文中之龙”，谓其“理妙万物，气吞九州”，今又取“春莺”、“秋”而极赞之，转以“龙”为不足比数，何哉？
王若虚谓“古之诗人，词达理顺，未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便是不及古人处”。然老杜不尝云“为人兴僻耽佳句”，“佳句法如何”乎？“未有以句法绳人者”，亦矫枉过正之论也。大抵句法非诗之全体，亦不可废，即若虚所谓“词达理顺”者，不研句法，又何以能之！
王直方云：“东坡言鲁直诗品高出古人数等，独步天下。”王若虚云：“坡公决无是论。”允矣。然若虚所引坡评谷诗“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多食亦动风发气”者，予亦未之敢信也。予尝谓鲁直诗，如塞马未驯，高蹄峻耳，迥立生风，而乘之不能曲折随意，与蝤蛑、江瑶柱何涉哉！鲁直诗如其字，自以气骨胜，非以格韵胜者。坡两评皆不的，乌可疑其一、信其一也？又按东坡尝论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用，然不为无补於世”。
“不用”而“不为无补”，此论最的，若虚何不引之？若虚又谓“老杜诗如典谟，东坡诗如《孟子》，鲁直诗如《法言》”，亦非的语。老杜虽浑厚，与典谟终不似。其仁心为质，反覆痛快，谓其或似《孟子》可也。东坡诗或似《庄子》；鲁直诗或似《韩非子》，《法言》何足道！若虚谓其似《法言》，鄙其无一句真诗耳，过矣！
●卷三
危太朴初以文学徵起，士君子皆想望丰采，或问於虞道园曰：“太朴事业当何如？”答曰：“太朴入京之後，其辞多夸，事业非所知也。必求其人，其余阙乎？吾於其文字见之。”道园之知人如此。然道园作《范德机诗序》云：“中州人士谓清江范德机、浦城杨仲弘、豫章揭曼硕及予诗为四家，且以‘唐临晋帖’喻范，‘百战健儿’喻杨，‘三日新妇’喻揭，而予为‘汉庭老吏’。”揭闻此序，大不悦，遂往临川访道园，言及此事。道园曰：“非吾之言，乃中州人士之言，且亦天下之通论也。
”揭弗然即席辞别。後寄以诗云：“奎章分署隔窗纱，学士诗成每自夸。”为道园发也。然则所谓“其辞多夸”者，非独太朴为然，道园实自犯之。大抵文人相轻，自昔有然，以此招谤取祸者，不可枚举，况求事业耶！如虞、揭之相得，末路犹致此，文士结习，良不易除，可以戒矣！
人以“杏花城郭青旗雨，燕子楼台玉笛风”，“翡翠飞来春雨歇，麝香眠处落花多”，“万点愁心飞絮影，五更残梦卖花声”，为元诗之佳者，而元诗信不足重矣。不知“霜气隔篷才数尺，斗杓插地已三更”，“天连阁道晨辇，星散周庐夜属橐”，“松杉绕屋清宵响，雷雨悬白昼阴”，亦元诗也。道园、与砺，可以晚唐概之乎？人若常常{研手}摩《学古录》，可安步而入老杜之门矣。与砺诸体清苍，长律亦杜之正传，羽翼道园，颇无愧色。
今人喜读《雁门集》，然才极清发，而骨不坚重，尚非吴渊颖敌手，况道园哉！道园寄诗云：“玉堂萧爽地，思尔佩珊珊。”嗟赏其才调，而下语有分寸如此。 赵、虞并称，赵音节纯似唐人，而无真气，殊不耐咀味。“故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竟朝周”，自言之，自蹈之，气焉得激昂哉！ “文章不如仲氏好，叔氏最少今亦老。五郎十岁未知学，嗟我何为长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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