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又无随园佻纤之失，信从者多。予窃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质後之君子。其书亦推张曲江为复古，李、杜为冠冕，杜可直接《六经》。而酷好苏诗，以之导引後进，谓学诗此一途，虽根本忠爱之杜诗，必不可学，“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咙，以为我辈亦可如此，所以棼如乱丝”。夫苏诗非不雄视百世，而杜诗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诗也。今望而生怖，谓不如苏之蹊径易寻，则是避难就易之私心，犹书家之有侧锋，仕途之有捷径，自为之可耳，岂所以示天下耶！
又谓“五言诗自苏、黄後，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居此後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谁信之”。夫苏、黄之诗，标新领异，旁见侧出，原令人目眩心摇。然久於其中，竟谓举世之人，舍此断无出路，何其轻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为诗，则诗之为物，累人心术亦甚矣！尤可异者，偏爱苏诗，并以遗山《论诗绝句》中攻苏之作，亦傅会为爱苏之论也。如：“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此首明以“沧海横流”责苏，而石洲以为遗山自慨身世。
“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此首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故致坡诗竞出新态，而石洲以为“收足认苏之旨，即苏诗‘始知真放本精微’意”。“百年才觉古风回，元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此首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苏、黄诸人次第变古，学元者，废金陵犹可，废欧、梅则必不可。而石洲以为“‘回’字乃坡公‘平格力未全回’之‘回’，何尝有人讳学金陵，何尝有人欲废欧、梅？
此可得文章风会气脉”。凡石洲所解，皆与遗山本诗义理迥不入，脉络绝不贯，不知何以下笔？盖既为偏好苏诗所蔽，而又不敢贬遗山，故於无可解说处，亦强为傅会，遂使人览之茫然耳。且遗山贬苏如此，而石洲犹以为“程学盛於南，苏学盛於北”，屡屡举此语以教人，古人有知，岂不为遗山所笑！且石洲於苏诗，亦未得其奥也。苏之名作甚多，而石洲举“河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二语，谓足尽全集之妙。此非论诗，直表章禅学矣。又举“始知真放本精微”一语，谓可作全集总评，亦禅机而已矣。
“浮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前辈多赏之。石洲恐落窠臼，独赏其结句“二江争送客，木杪看桥横”，为言外有神，殆故作奇论，自建一帜耳。昔渔洋谓东坡七律不可学，石洲斥其非通论，是言各体均宜学也。此一家之言，果可示後生耶！其他泛论群家，亦多可拟。如谓太白七律不工，是不识太白。谓白乐天为似陶，沿遗山“陶为唐之白乐天”语，不知陶乃达人天机，白乃家人琐语，高简平铺，绝不相侔也。又谓《长恨歌》“独出冠时，所以为豪杰。
後来欲复古者，实强作解事。”夫以《长恨歌》之冶荡纤弱，合与歌伎读者，而目为“豪杰”，自流滥於此，遂可以人之复古为多事耶？又谓“小杜‘自说江湖不归去，阻风中酒过年年’，‘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落花风’，开、宝後百馀年无人道得，五代、南北宋以後，更不能矣”。小杜二诗，洵晚唐佳语，何推尊至此！又谓长吉乃天地奇彩，直接《骚赋》，下视东野，如蚓窍苍蝇。弥颠倒不惬人意。又谓茶山诗优於放翁，後山诗无可味处。盖茶山清转处，约略似苏；
喜苏之快辩，自不知陈之郁啬也。总之矫七子学唐太似之病，必然师法苏、黄。此论竹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蹈之，为偏好所蔽耳。虽诗教广大，各明一义，亦无不可，然心目之间，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扬前哲。若自甘偏霸，遂斥中声，震其大名，从之而靡，不能不为所累也。夫以苏之豪於诗，而倡言学之者犹足累人，况降於此者哉！论诗者诚不可不慎於言矣。
苏颍滨谓坡“律诗最戒属对偏枯，不容一句不善；古诗用韵，必须偶数”。此皆坡诗极琐处，何必举以示人？又谓“鲁直诗胜圣俞”，亦不然。梅诗已造平澹，论其品实出黄上。又谓“读书当学为文，馀事作诗人耳。”夫文、诗皆末也，何有轩轾？且语本退之，亦非退之意。然言“凡为诗文不必多，古人无许多也”，“张十二《病後诗》一卷，颇得陶元亮体。但余观古人为文，各自用其才耳，专模仿一人，舍己徇人，未必贵也”。此二则实有心得，可以垂训後来。
刘梦得“西春水纹生”句，晏同叔谓作生熟之“生”解乃健。予思之不得其义，殆宋人炼字之法，力求峭健，多拗曲而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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