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盖自北宋欧、苏以後，老于文学者，定推此一人，不特与一时文士争长也。
道园兼有六朝人酝藉，而全於含吵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尝有“少陵爱何逊，太白似阴铿”之句，实亦自道。虞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荆公以後，无其匹敌。虞伯生《竹枝歌》，不减刘梦得。
伯生七古，高妙深浑，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韵，乃王龙标、杜牧之以後所未见也。至治、天历之间，馆阁诸公如虞伯生、袁伯长、王继学、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岳》、《上京杂咏》之类。田汝成《西湖志馀》所载“顺帝即位时，马尾缝眼，由是两目丧明”之事。顾氏但据史“宁宗殂时，曾召入议政，谢病归”，以证其诬。然为此说者，第因文靖晚年目疾而傅会耳。予前年得宋宣和画猫卷，有文靖题云：“‘御笔制猫毛<毛先>奇，画师虽巧亦难齐。
中原麟凤知多少，未得君王一品题。’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按至正五年文靖已七十四矣，笔势尤苍逸，信乎前说之诬也。
文靖有一笔可当人数十笔处，而又于风流酝藉得之，并不枯直。杨仲弘诗，骨力既孱，格调复平，设色赋韵，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与虞齐名？仲弘格力，尚在袁伯长、马伯庸之下。乃铁崖《西湖竹枝序》云：“我朝词人能变宋季之陋者，称仲弘为首，而范、虞次之。”此真不可解也。范文白诗颇有格调，亦不能深入。此事有格调，则可以支架矣，亦较杨仲弘稍雅。仲弘觉有盛气，故有“百战健儿”之称。德机纯就格调，故有“唐临晋帖”之目。然而德机之格调，亦自不能坚实，与仲弘之盛气等耳。
揭曼硕《晓出顺承门有怀太虚》五言四句，全袭古诗，只改“东门”为“南门”，其馀不易一字。此真不可解也。虞伯生尝谓揭曼硕诗如“三日新妇”，己诗如“汉庭老吏”。揭闻之不悦，故《忆昨》诗有“学士诗成每自夸”之句。虞得诗，谓门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因答以诗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傍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并题其後云：“今日新妇老矣。”按揭曼硕诗，格调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虽间有秀色，而亦不为新艳，不知所谓“三日新妇”与“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
总之，杨、范、揭三家，不应与虞齐名。其所以齐名者，或以袁伯常、马伯庸辈，才笔太纵，转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调者，谓可以绍古乎？然以格调论之，范稍雅饬，揭稍有致，杨则平平，皆非可语於道园之“学古”也。
黄文献为有元制作大手，其诗亦具风骨，而入之不深，放之不大。若比杨仲弘，则固胜之远矣。此究是读书人诗也，只不能超然脱化耳。以诗笔论之，黄文献应在袁、马之次。柳道传《观赵使君所藏书画古器物》诗，太平直无节族变化。试以梅都官《三馆书画》诗比之，则优劣见矣。柳道传诗有矩，亦未能含蓄变化，声调亦不能开拓，大抵黄晋卿伯仲间耳。欧阳原功诗，所传虽不甚多，而精神亦少，又在黄、柳之次。盖学有本原，词自规矩，初非必专精於诗也。
萨天锡《白翎雀》一首，学虞伯生作，可谓点金成铁。萨雁门《京城春暮》七律，太像小杜。雁门诗多如此者，然似此转非善学小杜，不过大致似之耳。天锡《崔镇阻风》云：“南人北人俱上冢，桃花杏花开满城。”此是自然风致。天锡七律，故不深入，然其才情有馀，则亦有词到而气格俱到者矣。雁门自有才情，然句法有太似前人者，则以其中未尝深入故耳。雁门风流跌宕，可谓才人之笔。使生许浑、赵嘏间，与之联镳并驰，有过之无不及也。王子宣《宫词》云：“南风吹断采莲歌，夜雨新添太液波。
水殿□廊三十六，不知何处月明多？”王龙标、杜樊川之流亚也。然昔人论此篇，却谓不及萨天锡之作。天锡云：“清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阑干外银灯过，照见芙蓉中上霜。”此则才人之极笔矣。愚谓即此二诗，而元、明两代与唐人离合远近之故，已自判然，不待拈诸大篇而後知也。
萨天锡诗，宫词绝句第一，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再加含蓄深厚，杜牧之不是过也。顾秀野《元百家诗》，体裁洁净，胜于吴孟举《宋诗钞》远矣，犹嫌未尽审别雅俗耳。如关系史事，及可备考证者，自不应概以文词工拙相绳。若其言怀叙景之作，自当就各家各体，从其所长，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华，岂必一例编载，陈陈相因哉？
宋子虚七言乐府诸篇，冯海粟所极赏者。藻力虽极横逸，然不无矫强处，非萨雁门天然清丽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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