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渔洋先生不喜白诗，故独取韦以继陶也。独取韦以继陶，则竟云陶、韦可矣，奚其必取柳以居陶、韦之次乎？且以渔洋之意推之，则有孟浩然、祖咏一辈人皆可以继陶者，奚必其及柳乎？则必曰但取中唐时人，不得不以柳并言耳。是则因言陶、韦而及之，犹若局於东坡之论矣。夫东坡之言陶、柳、韦也，以诗品定之也，非专以襟抱旷定之也。若专以襟抱旷定之，则以陶、韦并称足矣，不必系以柳矣。若以诗论，则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为节制，即使以神兴空旷为至，亦必於实际出之也。
风人最初为送别之祖，其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必衷之以“其心塞渊”，“淑慎其身”也。《雅》什至《东山》，曰“零雨其”，“我心西悲”，亦必实之以“鹳鸣於垤”，“有敦瓜苦”也。况至唐右丞、少陵，事境益实，理味益至，後有作者，岂得复空举弦外之音，以为高挹群言者乎？渔洋生於李、何一辈冒袭伪体之後，欲以冲淡矫之，此亦势所不得不然。而究以诗家上下原委，核其实际，则断以遗山之论为定耳。广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难披。
诗名流播鸡林远，独愧文章替左司。“敢有文章替左司”，白公刺苏州时诗也。
先生不喜白诗，故特借白诗此句，以韦左司超出白诗上也。前章固以韦在柳上，此则以五言古诗类及之，犹为有说也。若以韦在白上，则亻疑不於伦也。白诗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是因守苏州而云尔，岂其关涉诗品耶？白公之为广大教化主，实其诗合赋、比、兴之全体，合《风》、《雅》、《颂》之诸体，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渔洋论诗之例例之，则所谓广大教化主者，直是粗细雅俗之不择，泥沙瓦砾之不拣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则何“金屑”之有哉？
竟皆目为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谓“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若以白诗论之，则无论昆田、丽水皆金也，即一切恒河沙，皆得化为金也。若以渔洋之拣金，则宋人刻玉以为楮叶，必如此而後为楮叶，则凡花草之得有叶者鲜矣。明朝李、何以讫王、李，皆伪诗也。渔洋先生岂惟於沧溟不免周旋乡人，抑且於弘治七子沿袭信阳、北地之遗，是以神韵者即格调之改称，自必觉白公诗皆粗俗肤浅矣。故以维摩一瓣香属之钱、刘，而以“文章替左司”之语原出於白诗，只作引述，宛似不著议论者，转使人乍看不觉有其意贬斥白诗之痕迹耳。
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千年毛郑功臣在，独有弥天释道安。琴川释道源，字石林。
所谓“弥天释道安”者，借《世说》之释道安，以指明末琴川释道源也。道源之注，朱长孺虽略采取之，何足当“毛郑功臣”之目乎？且《锦瑟》一篇，遗山《论诗绝句》已有之。遗山诗曰：“望帝春心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第二句虽拈举义山原句，而义已明白矣。锦瑟本是五十弦，其弦五十，其柱如之，故曰“一弦一柱”也。此义山回复幽咽之旨，在既破作二十五弦之後，而追说未破之初，“无端”二字，从空顿挫而出，言此瑟若本是二十五弦，则此恨无须追诉耳。
无奈其本是五十弦，谁令其未破之先本自完全哉！“无端”者，若诉若怪，此善言幽怨者，正在其未破之时，不应当初完全致令破作二十五弦而懊惜也。所谓欢聚者，乃正是结此悲怨之根耳。五六句“珠”以“明明”而已先“含泪”，“玉”以“日暖”而已自“含烟”，所以末二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不待今已破而後感伤也。其情种全在当初未破时耳。以此回抱三、四句之“晓梦蝴蝶”、“春心杜鹃”，乃得通体神理一片。所以遗山叙此二句，以“杜鹃”之“”说在前，而以“华年”之“怨”收在後，大旨了然矣。
何庸复觅郑笺乎？渔洋此诗，先以“獭祭”之“博奥”，则似以藻丽为主，又归於琴川僧之注，则於虚实皆无所据。故虽同以《锦琵》篇作《论诗绝句》，而其与遗山相较，去之千里矣。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许传衣蹑後尘。却笑儿孙媚初祖，强将配食杜陵人。山谷诗得未曾有，宋人强以拟社，反来後世弹射，要皆非文节知己。
先生钞《七言诗凡例》云：“山谷虽脱胎於杜，顾其天姿之高，笔力之雄，自辟门庭。宋人作《江西宗派图》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按此《凡例》数语，自是平心之论。其实山谷学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即或後人以配食杜陵，亦奚不可！而此诗以为“未许传衣”，则专以“清新”目黄诗，又与所作《七言诗凡例》之旨不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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