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雷溪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使,只靠着骗拐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得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里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同他要帐。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帐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他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有起来;去迟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帐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并未见着他一面。没有法想,只得回到上海,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他告的是个道台,又且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说是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力,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系被骗,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面的事,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帐,不消说的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同他递进去。闹的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也不曾干上,白白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得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一万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呈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藩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藩台依言问他,他却赖得个一干二净。藩台回了制军,制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溪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督署的巡捕、戈什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是甚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给各衙门的刑名师爷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那里请出一位给这督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钟雷溪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帐卷逃,并将两年多的往来帐目,抄了一张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信封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督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的他昨日去求藩台设法。这位藩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藩台还说得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藩台去代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么?所以不要会他。兄弟,你如何说我势利呢?”我笑道:“不是我这么一激,哪里听得着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个怎么样结果呢?”继之道:“官场中的事,千变万化,哪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罢。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
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继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个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踱出客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继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道:“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旗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么?”高升低头想道:“是甚么笑话呀?”我说道:“到了后来,又是甚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高升道:“哦!是这个。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旗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
我连忙问是甚么笑话。高升道:“就是那边苟公馆的事。昨天那苟大人,不知为了甚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谁知他送客之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他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那个说是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糁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儿,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当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
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抽出来一看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璧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又,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一千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
正是:方才悟彻玄中理,又见飞来意外财。要知这一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