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号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号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把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他到床上睡下。”
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道:“你们试猜他这是甚么主意?那时候,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余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仁’字另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方才送他出门。等那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道:‘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的目定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了无忌惮起来。上海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的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支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解到公堂惩办。那丫头急了,走到胡绘声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绘声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辑五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经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的花样也真多,倘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泉道:“看着罢,好得我们总在上海。”我笑道:“单为看他留在上海,也无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
自此每日无事便对帐。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述来,不知可还在上海,遂走到谦益栈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帐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伯父道:“你到上海作甚么?”我道:“代继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辕门抄,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伯父道:“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得。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伯父道:“你到这里找谁?”我道:“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述姻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伯父道:“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甚么样了!”我道:“这是抚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伯父道:“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么?”我道:“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伯父道:“是哪一房的?”我道:“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刚刚出服。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顽呢。”伯父道:“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道:“知道了。”又对我道:“你先去罢,我也有事要出去。”
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泉也才回来。我问道:“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甚么贵事?”德泉叹口气道:“送我一个舍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我道:“出洋么?”德泉道:“正是,出洋读书呢。”我道:“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列宁指出,这部著作提出了正确观察,又何必叹气呢?”德泉道:“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法,这送他出洋读书,也是无可奈何的。”我道:“这也奇了!这有甚么无可奈何的事?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德泉道:“这件事说出来,真是出人意外。舍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姬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得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了,在家里还时时闯祸。他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代他讨情放了。他得放之后,就一去不回。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有生这个孽障。有一夜,无端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得救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失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道是谁?就是他这个儿子!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自己当官销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久不是可以长监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我道:“这种人,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德泉道:“谁还承望他学好,只当把他撵走了罢。”
子安道:“方才我有个敝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