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总署相逼。实则朝廷并没有革贤弟之意。今端王都是最恶洋人的,因王爷要行大事,只怕洋人来干涉。正要把个下马威给洋人一看,好教洋人不敢正视我们。老夫且与贤弟同见端王,若得王爷一点子欢心,包管与贤弟吐气。”说罢,毓贤大喜。
果然见了端王,毓贤便说洋人如何可恶,团党如何奋勇。
喜得端王不亦乐乎,便一力保毓贤再任山西巡抚。自此义和团更为凶恶,因见毓贤被革,且能复官,可见洋人此后说话是不灵验的,朝廷之意,又似帮助团党无疑。因此逢着洋人便杀,弄得山东一省,真没一处不有义和团。
这时就恼出袁世凯,看见这个情景,把各国洋人如此看待,料知后来各国不肯于休,必致弄出大祸。便向荣禄跟前,力言:“端王、刚毅保毓贤再任山西巡抚,必有异志;且此事已为各国所忌,又复纵容团党,其患不少。”荣禄听得,觉世凯之言十分有理。因直隶与山东邻境,少不免要被他牵累。便入京叩谒太后,极力言:“毓贤得端、刚之意,纵容团党,横杀外人,毁灭公法,伤无害理。各国必不肯罢手。”说了,又言自毓贤纵乱之后,山东团党十分凶横。太后听得,甚为动容,急与荣禄商酌。荣禄更保袁世凯任山东巡抚,又言袁世凯向被端王、刚毅阻挠,今番须出自独断。故太后直行下谕,以袁世凯补授山东巡抚。谕下之日,端、刚吃了一惊,已无可如何。后来袁世凯到任,把山东省内的团党杀个不留,果不负荣禄所托。此是后话不提。正是:可叹朝臣容左道,全凭疆吏剿邪魔。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立盟约疆臣抗伪命
奖殊勋抚帅授兼析
话说袁世凯既补了山东巡抚,早知义和团中人不是路,故尽地痛剿,不遗余力。果然地方所有团党,都畏袁世凯之威,尽逃出山东境外。遂至山西、直隶,延至北京,无地不是团党麇聚。一来因毓贤任了山西巡抚,此是一个袒团排外的班首,故义和团中人更倚着他,在山西地方,更横行无忌,因此团党愈聚愈众。端王知道毓贤是个自己心腹,一面令他抚慰团党,收为己用;又忖直隶是北京门户,不可不用个心腹人做总督,遂又在太后跟前,力说荣禄有才,方今时事多艰,宜留他在京,主持大计。太后觉此言有理,遂降旨令荣禄人京办事,换过裕禄做北洋总督。
那裕禄又是看端王面色做人的,便与毓贤一般,赞团党是义民,一力主张排外。是以义和团更弄出无法无天的事,天天把外人残杀,凡焚烧抢掠,几于无地不然,裕禄统置之不问。
单是山东地方,自袁世凯到任后,连一个团党的影儿也没有。
不特团党中人含恨袁世凯,就是端王、刚毅两人,觉直隶、山西两省本与山东毗连,若山东巡抚亦是自己心腹,尽可令三省团党融为一气了。因端王、刚毅看着义和团是个有用的人。只道他不费国家财粮,不费国家器械,皆奋勇赴战,若能结合他们,不愁他们不听自己号令,将来愈聚愈众,不啻百万大兵。
这时不特谋取大位,外人不敢借口,就是外人要开仗时,有团党可用,一来人数既多,二来又是能弄法术的,怕还要把外人杀个片甲不留呢!端王、刚毅怀了这个天大的想头,好像做梦一般,故一心一意要袒护团党。今见袁世凯独不与自己同情,偏把义和团欲杀个净尽,心中甚愤,即欲革退袁世凯,屡在太后面前,訾袁世凯的短处。
惟荣禄恰可已经入京,一力替袁世凯周旋。荣禄便通知袁世凯,告以端王、刚毅党同伐异,屡欲将他撤革。那袁世凯听得,即把自己见地复告荣禄道:“自古断无祟尚邪术能治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弄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对敌各国否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今端王、刚毅反信团党可用,其中必有异谋,不得不要防他,免酿出大变。”这等语,荣禄听了,觉袁世凯之言,真有至理,便把袁世凯复来的电文呈奏太后。时太后亦以袁世凯之言为是,但当时端王权势太重,满朝都是他的党羽,况又当团党骤发之时,若一旦把端王的权位撤回,他一定鼓动团党,闹出事来,这时如何是好。因此惟有忍隐,惟不听端王之言而已。是以端、刚二人叠次排挤袁世凯,太后只是不听。
端王料知是荣禄替他回护,到这时又反悔招惹荣禄入京。
此时反不能奈何一个袁世凯,心中如何不愤。因有荣禄在京要替袁世凯出力,实无可如何。便再邀刚毅计议道:“有那荣禄在京,我们行事,尽有的阻碍。更有袁世凯在山东地方,就是附近京畿一带义民,系我们所欲利用的,总要被他解散。你意究有什么善法来对待他呢?”刚毅道:“袁世凯仗着攻剿乱党之名,似是名正言顺,我们实不能说他闲话。不如请朝廷降一道谕旨,说外人的无理,各督抚速筹防务,准备开仗。那袁世凯若真要违抗时,我们便治他违旨之罪;他若不敢违抗,我们便乘势令他与洋人打仗,岂不是好?”端王听了,笑道:“不想老刚直如此足智多谋,孤实有赖。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