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排斥,故亦自讨奋勇,人京督兵。其余大小官员,附从端王、刚毅的,也不能胜数。余外纵不肯附从端王,惟是虽明知团党不是,亦不敢言他恶处;若是不然,那团党就或抢或杀,反道他是交通洋人的,端王总不根究,只是抢杀一次,奖励一次而已。
那时,端王、刚毅只道羽翼既多,指日可以取得大位,又以为团党真个是由天下凡,来扶清灭洋的,也信团党有飞天遁地的法术,指日又可以杀退洋兵,因此更为得意。不想团党用那些邪术,只能欺得小儿,实在没半点实际。那洋兵究竟是船坚炮利,所以先攻破了大沽口。提督罗荣光阵亡后,又攻破天津,及登岸以后,所向难御。虽有聂仕成一军,可能一战,但寡不敌众,况疲战之际,实难支撑得几时;且团党因毁拆铁路时,被聂军攻击,故团党亦恨聂仕成如眼中钉刺。是以聂仕成当与洋兵开仗时,反被团党在后路攻击,遂至腹背受敌,竟至被伤殒命而去。
自聂仕成亡后,更无一人是洋兵对手。那董福祥虽口出大言,但在京中围攻使馆四十多天,连一间使馆也不能攻进去,可知不是个战将。至于李秉衡,亦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实没一些韬略,因屡战屡败,已经自尽;若是直督裕禄,早先已殁去了。那团党固不能敌得洋人,只会杀本国的官吏而已。所以洋人联合八国大军,势如破竹,沿天津而进。自聂仕成殁后,既无敌手,直攻破了北京。
那时北京政界中人,凡从前趋附端王的,或逃或杀,也不消说。惟这场大祸,累及朝廷,洋兵既已人城,料必至玉石俱焚。况各国中,如德国愤恨钦差被杀,如日本愤恨书记被戕,总不免杀人雪恨;更怕连太后与皇帝,都不能了事。因外人虽知这场祸是端王、刚毅惹来,惟那里分得许多,眼见是朝廷袒团排外,杀戮洋人,如何恕得。因此太后也虑不能幸免,便与当时皇帝商量,离了北京,直望西方而遁。又以直隶与京城,也是紧要地方,只命些亲信大臣留守京城,又复命荣禄再任直隶总督,随后也除了讲和一策,更无办法了。
果然太后与皇帝出奔之后,各国即统军入到北京。太后奔到西省,只得令爵相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卒要赔了几百兆,又将纵团排外为首的大臣,尽法惩办了,方肯订立和约。遂把端王废为庶人,庄王及刚毅、赵舒翘,勒令自尽,澜公亦革职谪贬。除徐桐已故之外,如启秀、王培佑、何乃瀛及徐承惺与巡抚毓贤,也一概治罪。这都是后话不提。
且说和议既定,次年太后及皇帝方始回銮。既将祸首大臣治罪,自然将有功之人奖叙。想以当时各省督抚,全凭得东南互保,故得免外人分攻各省,论功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就各赏了一个宫保衔;又想袁世凯一任山东巡抚,即力行主剿团党,又力陈团党不足恃,且首倡致电各省,不遵伪命,若当时政府里头听袁世凯之言,断不致有今日之祸,便将袁世凯从优奖叙。
自此朝廷也信任袁世凯,亦无人敢为袁世凯阻力,自不消说。恰可荣禄复任直隶总督,自从端、刚被罪,或革或杀之后,那李鸿章亦于和议后身故,只有荣禄一人,掌执大权。他一来是个贵戚,二来又是个相臣,所有从前端、刚大权,都落在他手上。他一发信任袁世凯。那直隶与山东,又是毗连之省,有事自然互相酌议,无不惟袁世凯之言是听。袁世凯又最能利用权贵,因亦深得荣禄之心。故更令袁世凯在山东改练新军。自是袁世凯声望日隆,虽是一个巡抚,权势在各疆臣之上。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及到了荣禄没时,遗折竟荐袁世凯一人,可继任北洋总督。那时朝廷早看重了袁世凯,又得荣禄保荐,就升授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自任了北洋之后,又有一番事业。正是:方为抚院巡东省,又补兼圻镇北洋。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离东岛返国谒疆臣
入北洋督衙擒刺客
话说袁世凯既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正值与各国议和之后。各国鉴于团党之乱,仍驻军京津,防有再变。又将团党起事地方,罚停科举数年,各大臣亦无可如何。因京城既破,侥幸贻款赎回,如何敢与各国相抗?故差不多京中政局,也操诸外人之手。惟各国自此亦方针一变,因从前每多提倡要瓜分中国,到那时反说“保全中国”四个字,便各出外交手段,讨好北京政府,望与北京政府亲厚,好为索取权利起见。
就中单表俄罗斯一国,更为周到,没一点不向北京政府周旋。是以那时京中大员倒道俄国可靠,也有发再续联俄之说的。
因爵相李鸿章在时,亦曾与俄罗斯订立密约,道是清俄联盟,俄人遂乘机把势力布满东三省。本来这时看见俄人举动,自应有悔心,惟俄人把一片言说,称从前在满洲布设势力,只是不得已,为对付那一国起见,并无他意。又说这会欲助中国自强,又说要扶中国什么维新,种种甘言弄得北京政府里头神魂颠倒,大半是信俄罗斯真正可靠的。所以自京内至各省,都赞成联俄之说居多,更有些提议派大员使俄订立盟约。时俄使在京,更天天在总理衙门陈说清俄联盟之利,催促北京政府速派订议盟约专使。自京中传出消息,驻京各使没一个不知道此事,也有电告本国政府的,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