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家里来借盘缠。合该他家不退财,有先生这样至诚君子在此借宿,我又怎敢在至诚君子面前无礼呢?没奈何只换一家去借了。"说毕,又抱拳向郑敦谨拱了一拱,转身就往外走。郑敦谨还待问他的姓名,无奈他身法矫捷非常,一霎眼就出房去了。郑敦谨赶到房门口看时,此时虽己雨过天明,院中有很明亮的星月之光,但是看不出那壮士走那方去的。看官们看到这里,大概不待在下说明,已都知道那壮士便是顶天立地的张文祥了。张文祥自这次见过郑敦谨之后,心里十二分的钦佩。到长沙一打听,方知道郑敦谨是个刑部尚书,二十多年前曾做过好几任府县官,到处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各府各县的百姓,都呼他为郑青天。就是长沙一府的人,说郑敦谨三字,或者还有不知道的人。一提起郑青天,确是妇孺皆知的。不过张文祥可以打听郑敦谨的履历,而郑敦谨却无从知道这夜所遇的是张文祥。所以直到这番和曾国藩同坐在大堂上,提出张文祥来,才看出就是那夜所见借盘缠的人,只是不知道张文祥何以指名要他来审问才肯吐实的理由,心中总有些着虑,恐怕张文祥说出在浏阳会过他的话来。
退堂之后,只带了两个随身仆役,很不安的坐在花厅上,吩咐提张文祥上来。张文祥虽是个重要的凶犯,然因是他自己束手待擒的,衙门中人都称赞他是个好汉,一点儿没有难为他的举动。他身上的衣服,只脱去了一件纱套,还穿着团花纱袍也没上脚镣手铐,只用一条寻常的铁链,锁住手腕,只不过是形式上表示他是一个犯人而已。由一个差头将他牵到花厅里来,郑敦谨指着下边的椅子,叫他就坐。他也不客气坐了下来,说道:"大人要犯民照实吐供,请先把左右的人遣退。犯民若存心逃走,随时都可以逃走,不待今日,并且也不是几个寻常当差的人所能阻挡得住的。这位大哥,也请去外边等着。"说时,回头望着牵他进来的差头。差头自不敢作主退出去。郑敦谨知道张文祥是个义士,决不至在这时候乘机逃走。便向随身仆役和差人挥手道:"你们暂去外边伺候。"三人即应是,退出去了。
张文祥见三人已离开了花厅,才对郑敦谨说道:"犯民在未招供以前,得先要求大人答应一句话。大人答应了犯民才敢实说。不然,还是宁死不能说出来。"郑敦谨道:"你且说出来,可以应允你的自然应允。"张文祥道:"犯民在这里对大人所招的供,大人能一字不遗的奏明皇上,犯民自是感激高厚之恩,若因有妨碍不能据实奏明,就得求大人将犯人所供的完全隐匿,一字不给外人知道。听凭大人如何复旨,犯民横竖早已准备一死了。"郑敦谨见张文祥说得这般慎重,料知必有许多隐痛的事,全不迟疑的答道:"你尽情实说了便了。无论如何,决不给外人知道。"张文祥道:"大人虽亲口应允了,只是犯民斗胆求大人当天发一个誓,才敢尽情实说。"郑敦谨待说明用不着发誓的话,忽然想起那女主人要求不对外人说时的情景来,不由得暗自思量道:"我为求一个淫奔之女见信,尚可以当天发誓,于今对这们一个勇烈汉子,有何不可发誓呢?并且他既求我发誓,也无以使他相信我不至告人。"当下遂发了一个严守秘密的誓。张文祥听了,立起身来,恭恭敬敬的向空叩了个头,说道:"大哥在天之灵听者:我于今已替你把仇报过了!你我的事情,今日实不能不说了,你休怪我不替你隐瞒啊。"说罢起身,重行就坐了,才一五一十的从在四川当盐枭时起,直到刺倒马心仪止,实实在在供了一遍,只没提红莲寺的话。供完了,并说道:"马心仪若不是临死遗嘱,将柳氏妹妹及施星标夫妇处死灭口,有四个活口作证,犯民早已照实招供出来了。今马心仪既做得这般干净,犯民就照实供出来,常言官官相卫,谁肯将实情直奏朝廷呢?既不能直奏朝廷,与其将真情传播出去,徒然使我郑大哥蒙不美之名,毋宁不说的为是。所以犯民得先事求大人除直奏上去,永不告人。"郑敦谨因地位的关系,不便如何说话,只得叫差头仍将张文祥带下去,自己和曾国藩商量。他竭力主张照实奏明,曾国藩那里肯依呢?一手把持了不肯实奏。郑敦谨也因这案子若据实奏上去,连曾国藩都得受重大的处分,自顾权势远在曾国藩之下,料知就竭力主张。也是无效的。然不据实出奏,就得捏造出一种事由复旨,又觉于心不安。思量了许久,除去就此称病挂冠归里,没有两全之道。主意已定,便从南京回到长沙乡下隐居不问世事了。终郑敦谨之世,不曾拿这案子向人提过半个字。幸亏当日出京的时候,带了一个女婿同行。这位女婿乘张文祥招供的时分,悄悄的躲在那花厅屏风背后,听了一个仔细。郑敦谨去世之后,他才拿出来对人说说。在下就是间接从他口里听得来的。
这件案子叙述到这里,却要撇开它,再接叙那红莲寺的知圆和尚了。为写那知圆和尚一个人的来历。连带写了这十多回书。虽则是小说的章法稍嫌散漫,并累得看官们心焦,然在下这部义侠传,委实和施耐庵写《水浒传》,曹雪芹写《石头记》的情形不同。《石头记》的范围只在荣。宁二府,《水浒传》的范围只在梁山泊,都是从一条总干线写下来。所以不至有抛荒正传。久写旁文的弊病。这部义侠传却是以义侠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