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正预备择期进诧，遍发请帖，大大的热闹一热闹，不意轰天一个霹雳，上海又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便是现任农林总长国民党要人宋教仁先生，在火车站被人暗杀。
这件事一发生，党人如丧考妣。本来宋先生的丰功伟业，数十年惨淡经营，以笔墨鼓吹革命，得成现在共和之局。就是入政府以来，也处事和平，顾全大局，不比一班操切用事的党人，动辄矜使意气，只有破坏之能，毫无建设之力，真是政党中一个绝好模范人物。自被暗杀之后，无论是国民党人，非国民党人，无不同声一悼。因宋先生有功于国，无仇于民，那下毒手的人，若非丧心病狂，决不忍在中国人材缺乏之时，将这样一个大人物，轻轻暗杀。
正当国人莫名其妙之际，凶手忽然出现，又在妓女玲珑馆处拿获了一个教唆犯，那凶手名唤武士英，教唆犯叫做应桂馨，就是从前沪军都督府的科长，现为北京政府秘密侦探。众人闻此消息，已疑心此中含有政治关系。果然又在桂馨家中搜出几件证据，乃是北京打来的电报，中有“梁山盗魁，到处横行”，又有“毁宋酬勋”等字样，明明是教他暗杀宋教仁的隐语，追本穷源，那时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又是袁总统的心腹，袁总统又是国民党的第一劲敌，因此国民党人众口一辞，都说这件事一定是袁总统主使。
一天他们在张园为宋先生开追悼会，席棚中所挂的挽联不下千余幅，倒有一大半是痛骂总统之作。就是登台演说之人，也带着几分骂意。这天所开的会，那里算得追悼会，简直算得是大骂会。国民党人以为凶手既获，不难水落石出，如其查出果由总统主使，任他位居极峰，也不怕他不受法律裁判。故在南市海运局组织了一个特别法庭，专办此案。那时还闹了一桩小小笑话，据说有一位翻译先生，在审问武士英时候，被武士英眼睛一瞪，吓得他回家发寒发热，几乎害了一场大病，可见得凶手的眼光利害了。
不意审理案情，还没有头绪，那凶手武士英，忽然服毒身亡，显见得是杀之灭口，此中大有人在。因此党人气愤不平，纷纷开会集议，决定二次革命，推翻袁总统，为宋先生报仇。其实却是大误，因宋先生在日的政见，并不以用武为然，因黩武穷兵，大伤元气，若非万不得已，决不肯滥用武力，自残同种。然而他们轻举妄动，也有几层缘故。一则因党中激烈分子居多，宋先生不死尚可以和平主义，善为劝导。宋先生一死，他们个个都是干柴遇着烈火，自然一发不可收拾。
二则不免应了一句俗语，所谓初出猫儿胜似虎，他们自己还不知自己有多大力量，初次革命，北伐未成，便讲了和。他们都拳脚痒痒的，仿佛打仗是件乐事，趁此机会，又想及时行乐，显一显他们的好身手。三则在那时国民党人还有几个掌着兵权，他们有恃无恐，还有一班怀着权利思想的，因初次革命，没攫得重要位置，掠着大批钱财，都想借二次革命，遂他们捷足先登的计划，故又纷纷活动，招兵买马，各成一军，什么讨袁军咧，北伐队咧，五光十色，也不知有多少名目。
岂知他们此举，正落在主使暗杀之人的圈套之中。当时他们若另换一个方法，从根本上研究，主使暗杀宋先生的，究竟是谁，一旦水落石出，是非难逃公论，那主使暗杀之人，就是党人不推翻他，全国国人也决不肯容他安安稳稳过去。无奈这班人见不及此，轻言用武，致被那人将前事一笔抹杀，反将内乱二字，轻轻套在国民党人头上，这岂不冤枉。
讲到国民党人，出于义愤者固不乏人，盲从胡闹的也着实不少。汪晰翁便是此中一分子。他见大众预备举事，自己怎肯轻落人后，便把府中乔迁之喜，暂时搁起，天天在国民党第三分会中，开会演说，运动革命。不过他会中会员有限，今天开会是这班人，明天开会又是这班人。说来说去，听的人既耳闷头昏，说的人也觉唇干舌敝。换来几声拍手，那及得到来复枪声的爽利。汪老夫子细察这班会友，尽都是些老迈龙钟之辈，料难和他们图甚大事，便是天天开会演说，枉费了许多唇枪舌剑，还不如挂上一柄指挥刀，犹有都督司令的希望。
常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故他此时，又欲改变宗旨，做一个承时崛起的大豪杰。恰巧他有一个朋友，姓宋名唤使仁，也是国民党中人。平日因自己名字，有些与宋教仁相像，故颇大言不惭，说与宋先生是十八代同祖兄弟，有谱可查。今闻宋先生被刺，他失了这个体面兄弟，誓不共袁某戴天，便在城内某处，设了个讨袁军特别司令部，招兵北伐，自己便算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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