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皆自然之理也。导其水，使水气少减；复补其火，使二气平和，斯病去矣。丹溪谓脾失运化，由肝木侮脾，乃欲清心经之火，使肺金得令，以制肝木，则脾土全运化之职，水自顺道，乃不为肿，其词迂而不切。（何柏斋）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者，在天地则该乎万物而言，在人身则该乎一体而言，非直指气为阳而血为阴也。《经》曰∶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正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长是也，姑以治法兼证论之∶曰气虚者，气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君子汤，以补气中之阴。
曰血虚者，血中之阴虚也，治法用四物汤，以补血中之阴。曰阳虚者，心经之元阳虚也，其病多恶寒，责其无火，治法以补气药中，加乌附等药，甚者三建汤、正阳散之类。曰阴虚者，肾经之真阴虚也，其病多发热，责其无水，治法以补血药中，加知母、黄柏等药，或大补阴丸、滋阴大补丸之类。夫真水衰极之候，切不可服乌附等补阳之药，恐反助火邪而烁真阴。元阳虚甚之躯，亦不可投芎苓等辛散淡渗之剂，恐反开腠理而泄真气。昧者谓气虚即阳虚，止可用四君子，断不可用芎辛之属。
血虚即阴虚，止可用四物，决不可用参之类，殊不知血脱益气，古圣人之法也。血虚者，须以参补之，阳生阴长之理也。惟真阴虚者将为劳极，参固不可用，恐其不能抵当，而反益其病耳，非血虚者之所忌也。如《明医杂着》谓血病治气，则血愈虚耗；又曰血虚误服参等甘温之药，则病日增；服之过多，则死不治，何其不达理耶？（虞天民）西北二方，在人为肾水肺金所居之地，二藏常恐其不足。东南二方，在人为肝木心火所居之位，二藏常恐其有余。
《难经》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即此之义也。夫肾水既实，则阴精时上奉于心肺，故东方之木气不实，而西方之金气不虚，此子能令母实，使金得以平木也。是故水日以盛，而火日以亏，此阴精所奉于上，而令人寿延也。若夫肾水一虚，则无以制南方之心火，故东方实而西方虚，其命门与胞络之相火，皆挟心火之势，而来侮所不胜之水，使水日亏而火日盛，此阳精所降于下，故令人寿折也。（虞天民）蔡西山《脉经》有《论三焦》一篇，后引《礼运记》曰∶上焦若窍，中焦若编，下焦若渎，然未曾发明其义。
新安孙景思氏，因推其义而解之曰∶上焦若窍，窍者窍漏之义，可以通达之物，必是胃之上脘。《经》曰∶上焦在胃之上口，主纳而不出是也。中焦若编，编者编络之义，如有物编包之象，胃之外有脂如网，包罗在胃之上，以其能磨化饮食，故《脉诀》云∶膏凝散半斤者此也，是必脾之大络，此为中焦，《经》曰∶主腐熟水谷是也。下焦若渎，渎者沟渎之义，可以决渎，可以传导，乃是小肠之下曰阑门，泌别水谷，自此而厘清浊之所，此为下焦，《经》曰∶在膀胱上口主泻而不藏；
又曰∶主出而不纳；又曰，下焦为传化之府；又曰三焦为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盖水谷之所入，自上而中，自中而下。至于糟粕转输，传道而下，一无底滞如此，尤可表其为有形明矣。所谓形者，非谓脏腑外别生一物，不过指其所而为形耳。按蔡西山据《礼运记》而言，《白虎通·性情篇》，沤亦作编，二说安得俱误？恐沤与编，殆相似而讹之耳。（俞子容）近时医者，多执前人肝常有余，肾常不足之说，往往举手便用平肝之剂。按《圣济经》云∶原四时之所化，始于木；
究十二经之所养，始于肝；女子受娠一月，是厥阴肝经养之，肝者乃春阳发动之始，万物生长之源，故戒怒养阳，使先天之气，相生于无穷。所以肝主色，气和则体泽，气伤则枯槁，故养肝戒忿，是摄生之切要也，不可泥前说。（俞子容）《甲乙经》曰∶丈夫以右为命门，左为肾；女子以左为命门，右为肾。无求子曰∶男子先生右肾，女子先生左肾，是以命门为子宫，左肾为血海。张洁古云∶男女皆左为肾。右为命门。男子主藏精者，气海也。女子主系胞者，血海也。
所主者异，受病则一也，此说当为定论。（俞子容辨冲为血海）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虽三尺童子。皆知之矣。至于五实五虚，岂可与泛泛虚实同药哉？夫一身犹一国也，如寻邑百万围昆阳，此五实证也，故萧王亲犯中坚而督战。如河内饥而又经火灾，此五虚证也，故汲黯不避矫诏而发仓。此可与达权通变者论，不可与贪常嗜损者说也。夫五实为五脏俱太过，五虚为五脏俱不及，《内经》言此二证皆死，非谓必死也，谓不救则死，救之不得其道亦死也。
其下复言，浆粥入胃，则虚者活；身汗后利，则实者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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