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一家人省吃俭用坚持让我念完了中学。我在十七岁那年，生了一场伤寒，开始只当是伤风感冒没在意。后来高烧不退，神识嚎陇，母亲只有祈求菩萨。直等父亲回家，才请来了一位老中医，吃了两个多月的汤药，病始康复。这使我树立了学习医学的决心，并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于是，我在十九岁那年考进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踏上了学医的征途。求学和行医新中国医学院的院址在王家沙一幢大楼里，设备和条件都非常简陋，学生也不太多，但是师生间情况比较了解。
老师一面教理论，一面带临床实习，集体上课，分别带教，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紧，学生接触临床的时间较长，积累的病种也就多了。因为每位老师都有一个诊所，我们可以从专长不同的老师那里，学习到各种不同流派的学术经验。在临床实习时，我有意跟从了三位不同风格的老师：朱南山(后因年迈力衰，改由其子鹤皋带教)、徐小圃以及章次公。朱南山老师(1872～1938年)，是新中国医学院的创建人。善用伤寒方治病，而且运用得精确，晚年以擅长妇科著称，在治疗上是从调节脏腑气机功能着手的，注重于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
我在他老人家那里学到了如何「师古而化」，拿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古为夸用」。徐小圃老师(1887～1961年)，是上海著名的儿科老中医。他在治病中注重阳气对人体的意义，认为小儿肉脆、血少、气弱，属于稚阴、稚阳之体，而决非世俗所谓「纯阳之体」。他推崇「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主张治小儿须处处顾及阳气。他在治疗上偏重于用温阳药，其中尤其附子经常应用，量也比较大，一般都在9克以上。
通过向徐老师学习，使我体会到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此后我在治疗中也很注意保护人体的阳气，重视运用扶正祛邪的法则以及注重调整脾肾功能。这些，都是在那时候得到了启发。章次公老师(1903～1959年)，是新中国医学院教师，解放后去北京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他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我经常到他的诊所去实习，他诊全收得很低，来就诊的以劳苦大众为多，且多重症，经他治疗往往效果较好。这主要由于他学识渊博，并能参台现代医学的理论。
他侣导「双重诊断，一种治疗」的诊治方法，在他写的脉案上，常可见「……此神经衰弱之失眠，用药强壮神经之功能。」或「平素有习惯性便秘……肠之蠕动陷于麻痹状态，予千金温脾饮」等等，可见他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是先行者。他用药简练，主次分明，击中要害，尤其无门户之见，不论经方、时方，甚至疗效较好的单方都能应用。他常说：「各家学说，互有短长。治学者，不应厚此薄彼，而须取长补短。」这实是经验之谈。他还善于应用虫类药，这对我以后治疗肿瘤时运用虫类药也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四年的学习之后，我正式开始行医。当时在一家药店里坐堂，起先业务并不好。我在空余时间，利用药店的有利条件，对中药进行实物考察，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昧以及研究加工炮制，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对对号，这对于治病是很有帮助的。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渐渐地忙起来了。那时候就诊的患者中，有一定数量是肝硬化腹水，按臌胀给予治疗。由于都是长期患病，所以体质较差，用逐水药受不了，用补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所以就开始探索用扶正祛邪的方法来进行治疗。
在解放前的岁月里，我在学术上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只有迎来了解放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我的学术水平才有了真正的提高。研究肿瘤的决心一九五八年，领导上派我参加全国第一次肿瘤会议，听了首长和到会代表的发言，深感攻克肿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使我感到重任在肩，义不容辞。于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在我院附属医院开设了第一个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那时前来诊治的病人很多，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专程来上海的。
在与这些病员的广泛接触中，我不仅体验到肿瘤患者的痛苦，也看到了一个人生癌肿，往往一家人都得不到安宁的悲痛情景。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怎能不闻不问，袖手旁观呢!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四十多岁的肿瘤患者，剧烈头痛，呕吐频繁，瞳孔不对等(左侧大于右侧)，舌尖歪斜，经神经科检查，确诊为脑干病变(脑干肿瘤)。这个病目前在世界上还是个难题，手术及放疗均有危险。怎么办呢?难道能看着病人被活活地折磨死吗?当然不能。
我连夜查阅了有关资料，细致地分析了患者的病情，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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