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观其动静。翌晨，家人喜来相告，药后至夜半时，病者眼启能言，少思饮食，四肢转温而能圃伸。我因忙于诊务，以为既已见效，可守方不变，嘱其继进两剂。孰知三日后家属张惶来告，言服完两剂后，骤然烦躁不安，赤身裸体，言语不休，行动狂妄，如有种凭。我急往诊视，果如所述。见其面色红赤，舌质红绎，苔黄燥而有芒刺。询其大便数日未行，口渴思饮，手足溅然汗出，其脉沉实有力，纯系一派阳明府实之候。遂用增液承气化裁，以滋阴润燥，荡涤腑实。
药后当晚下燥屎二十余枚，二日后热退身清。事后，我自责临证草率从事，致生变端。本例初用温通回阳之桂附，原为救急扶正之图，既已奏效，则当更议他法，然未详察，以为得效而觉原方药少量小力薄，可再继进。致使燥烈之性激发伏热，二火交炽，亢盛莫制，遂成阳明府实之证。误治之失，甚为内疚。深感医者责任重大，且医理精深，必须详究。倘稍有疏忽，则祸不旋踵。孙真人谓「胆欲大而心欲细，行欲方而智欲圆」，诚为至理名言，应为医者之座右铭。
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中医著述，汗牛充栋。如徒执一家之言，则很难窥其全貌，得其精髓，临证用之，亦甚感不足。故在学习经典著作的基础上，我开始浏览各大名家著作，受益非浅。在《内经》「人以胃气为本」思想的指导下，我临证无论内伤、外感，均重视调养后天之本。治法则多取仲景、东垣、叶桂诸家之长。张仲景「保胃气、存沣液」的思想贯穿《伤寒论》之始终；而东垣所立升阳益胃、补中益气、升阳泻火等法补前贤之未备，为凋理脾胃之圭臬。
然立法处方却详于脾而略于胃；至叶氏「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之论，又补东垣之不足。所列甘平、甘凉濡养胃阴之法，实开后世之先河。合诸家之长，调理脾胃，重在升降，顾其润燥，常以羌、防、升、柴、荷叶、荷梗、葛根合健脾益气之品以升脾阳，而用杏仁，把叶、竹茹、苏子、苏梗合清养胃阴之味以降胃气。藿香有芳香化湿，悦脾和胃，升清降浊之功，亦常选用，并酌加少量大黄，冀其府气一通，胃气自降。
若脾阳不足，又兼胃阴亦虚，则既不可过于温燥，复劫胃液，亦不可过于凉润，重伤脾阳。如「萎缩性胃炎」一病，临床辨之，多属气阴两虚，或挟湿邪为患。往往因胃阴不足，滓不化气，渐及脾胃阳气受损，脾虚不运，又兼湿困，而致阴阳俱伤，形成虚实夹杂之证。其治虽宜益气养阴，但益气需补而不壅，养阴宜滋而不腻，化湿当利肺气，运脾醒脾，行而不燥。常以甘寒而不宜苦寒。养阴常用沙参、麦冬、石斛、玉竹；
升阳健脾多用葛根、荷梗、太子参、山药、茯苓、白朮、翩豆等}理气多选用玉蝴蝶、绿萼梅、梭罗子，而不用广术香、沉香等辛温香燥之品，以防耗气伤阴。如胃酸缺乏者，则以甘寒与酸寒生津之麦冬、玉竹、甘草、自芍、乌梅等，共凑酸甘化阴之效。挟湿者，可酌加藿梗、半夏、杏仁以化湿醒脾，开胃利肺，但不可久用。若病久则虑其入络，常加入玫瑰花、代代花、丹参等活血通络之品，临证阻此治之，多有效验。胆结石症，近来多以大剂清利，甚或「总攻」治之，施于肝胆湿热者，收效恒多。
而用于体质素亏，脾胃虚弱，排石无力者，则非攻下所宜。故仲景有「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之教，岂能忽之。而纯事清下，不予辨析，致苦寒伤胃者有之，下伤肝脾者有之。因之，我对于此类病症，多以健脾和胃合清利湿热法同用，寓攻于补，攻补结合。如曾治一胆总管树皮状结石患者王某，经中西医会诊皆以为胆管阻塞，胆囊膨胀到鸡蛋大，毫无收缩能力，结石排出不易，必须手术。但患者年逾花甲，不愿手术，根据其体质虚弱等病情，而用香砂六君、补中益气等健脾益气，佐以清利肝胆湿热之品，治疗三月，竟将结石排出而收功。
再如「石淋」一证，今人亦多主湿热之说。认为湿热蕴蒸，煎熬滓液而成，故主以清利湿热为治。殊不知水为阴，寒则凝，若与尿中杂质相合亦可导致石淋，则非温通不可。若徒以清利投之，犹如霜上加冰，难以奏功。故不惟「八P、「石苇」可消石淋，他如‥肾气」、「真武」、「黄芪建中」亦可选,,务以识证为先。前贤刘宗厚有言；「淋闭有寒热之殊」，罗知悌亦有「主寒」之论。若不正通各家，执一而论，焉能十全。提高疗效针药并行医以解除患者疾苦为事。
医针虽小，然收效神速，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故古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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