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我担任过该科的教学，对其中一些名家学说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在临证时加以验证，这方面的收益是比较大的。有些名家的一家之言，应该拿到临床中去验证，不能草率地批判抛弃。一家之言，有些好像是一块璞玉，经过加工，晶莹乃见。例如，李东垣阴火之论，张景岳曾给以严厉的批评。但李氏治阴火之法，是值得重视的，而且其源实出于仲景，只是说理上有些失当之处罢了。至于有人说他的「甘温除热法」是骗人的，这只因批评者自己缺乏经验罢了。
一家学说，往往是其毕生学术经验的总结，我们宜把重点放在吸取其所长，才能有更大的收益。批判前人所短正其谬误，不能说不需要，但应持审慎态度，并应注意其所处之时代背景。对前人学说，历史地、辩证地给予正确的评价，也是我们今天应做的工作。历代医家学说是值得我们发掘的大宝藏。回顾自己这方面的工作实在做得很不够。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中央已指出来了，彷徨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它科学家们的努力了。
中医学的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我们的责任，任重而道远，故以「万里云天万里路」为题。(邓中炎整理)我的六十年岐黄之路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教授王渭川【作者简介】王渭川(1898～)，江苏丹徒人。自幼打下较好的经学基础后从师学医，毕生致力予各科临床，尤擅内科和妇科，在理论上也有较深造诣。着有《王渭川临床经验选》、《王渭川妇科治疗经验》等。我是江苏丹徒人，生予一八九八年，未满三岁，即遭父丧，由母亲周氏抚育成长。
祖父鲁直公是清末举人，那时已年逾六十，还设馆教徒。他既精于考据，又重理学，很同意湘人治学的旨趣。「欲以戴段钱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可惜体弱病喘，未能竟其志。他同时兼治医学，在家乡一带，颇有些名气。春风桃李中得有两人；一个是镇江的袁桂生，一个是丹徒的何叶香。前者重临床，后者精理论，他们各有不同的成就。祖父视我为爱孙，虽爱之深，更教之严。我六岁时，他便首教《诗经》，口传心授，释以浅义，责以背诵。
听我诵读到声清音朗之际，他便欣然赋诗。记得曾有两句：「不堪子夏伤明后，却喜娇孙诵读初。」由此，祖孙两代，食同桌，眠同床，耳提面命，格外用劲。九岁时，祖父又授以《春秋》、《左传》。我对左氏文章精义虽能了了，但对春秋当时情势，苦不能明。我曾询问祖父，答以「一读二讲，逐步自明。」正冥思茫茫，极端愁苦之中，恰表兄归自上海，买有《列国演义》一部。我翻阅一遍，不禁狂喜。这虽属稗官，但春秋各国情况，仅仅在一百回中就能使人了如指掌。
于是我自读自笑，爱不释手。祖父感到奇怪，问我，我告以原因，他点头称是。由此，我有了体会：读古书，如有课外通俗读物辅助，则收效较大。祖父还曾问我：「《左传》每一篇用《诗经》一二句殿于文后，是何含义?」我回答说：「这是古人的归纳法与左证法。」他听了很高兴，抚着我的头说：「吾门继武有人了。」于是教授日勤，仅仅十余年时间，就使我学完了《四书》、《五经》，得以卒业。祖父还教我作文，先是教我学八股，后来废考，又嘱我学韩愈文。
可惜他天年不永，我十七岁时，他突然患中风暴卒。祖父逝世后，家中生活日艰，母亲以女红谋米盐。承袁桂生、何叶香两君厚意，主动来嘱我随之学医，并愿负担我学医经费。于是，在一九一六年我十八岁的时候，向袁、何两师正式拜门学起医来。每天上午，随袁师实习门诊，下午，随何师听讲医典。袁师门诊极忙，几乎户限为穿。他读书宏博，学术渊深，。经验丰富。他以望色凭脉为立方依据，复方多显奇效。他重视前人珍贵经验，但用古方，又往往师其意，酌情化裁运用，决不拘泥成规。
同时，他很注意自己的经验积累，虽忙迫，也多详加记录，为后来整理验案作准备。他长于妇女调经，尤长于调理杂病，如肌肉萎缩、下肢瘫痪等不少怪病，多能得心应手。记得一个年仅六岁的男孩，其母抱来，肌肤如冰，脉如细丝，肛门试体温高达摄氏40。袁师立方，首用熟附片15克，次用生石膏30克。我感到奇怪，问此症属寒属热。袁师回答说：「吾欲以石膏清其里热，附予强其心衰，非此不救。」结果真的两剂而愈。至今回想起来，投袁门首尾三载，实受益非浅。
我执业后，能够学有所进，也与坚守袁门家法，适当自我化裁有关。何师上午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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