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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把每天看到的病摘记下来,写成临诊笔记。一般病例简录,疑难危重病则详记。诊余之暇,细察认证识病,处方用药有无差错,有无药不对症之处。哪些药该用的未用,不该用的却用了,经过思考,以备下次改正。遇疑难病或罕见之症,必经多方查书,一求明确诊断,二求想方设法,遇危重症,事关患者生命安危,责任重火,不但临诊时要详细检查,慎重推敲后方遣方下药,且诊后又要考虑下一步方案,常致夜不安枕,必待来朝看到病人转危为安,才放下心来。
我这样做,多年如一日,认为有下列几点好处:①边看病,边查书,学以致用,学用结合,有利于逐步提高医疗水平。②既有成功的经验,及时总结;亦有失败的教训,随时改正。⑤对病人负责,免于差错。④日积月累,便于摸出规律,总结提高。衷中参西为我所用我初登医林不久,除从事中医外科专业外,因惑于社会上有中医长于内科,西医长于外科之说,思想有所触动。当时有上海汪洋办的西医函授学校,编有一整套的讲义,我就抽诊余时间来自学,还涉猎其它西医书籍,得以略窥门径。
我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何妨中西汇通,采长补短。后来看到唐容川氏《中西医学汇通》一书已先得我心,探有启发。我先从中西病名对照着手,待抗战前夕迁居上海后,即广泛搜集资料,结合自己见解,写成《中西医学汇综》一书,初步体现了我的设想。我在序文中写道:「中西医不可偏废,允宜兼收并蓄,取长补短,融会赏通,共冶一炉。医学无分中外,拯人疾患,其道则一,他山之石,可以为错。」盖因当时中西医间存在隔阂,各立门户,相互攻讦,有水火不兼容之势,深以为憾。
后又在我主编的《国医导报》中重申此旨。有中西医长期共存,互相结合之意。我三十年代发表的《外科新论》及五十年代写的《实用外科中药治疗学》,都是以中西病名对照、中西学说互参的方式来写的。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中西医结合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发扬、整理、提高祖国医学而做出努力。在实际工作中,我常认为中医辨证、西医辨病(当然中医也讲辨病),是目前做好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两个主要环节。要做到这一点,中西医应互相学习。
中医要熟悉西医诊断检查的一套方法,西医也要深入了解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这样,中西医间才有共同的语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在临床实践中,遵循中医辨证论治基本精神,以证为主,既可异病同治,亦可同病异治,同时吸收现代医学的理论学说,衷中参西,洋为中用,提高了临床组方用药的针对性及整体性。如扁平疣、带状疱疹,就西医来说是属于病毒性皮肤病,我就采用清热解毒药组成的马齿苋合剂治疗,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又如银屑病,鉴于西医抗肿瘤药物有效,但副作用较大。
我就根据此证有血热、血燥的特点,适当配合清热解毒药(初步认为具有抗癌作用的中药),亦取得较好疗效,且副作用较少。用辩证法指导实践我以为学习唯物辩证法并用来指导临床实践,很有必要。所以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三篇著作很重要。(一)学习中医基本理论及前人经验,是十分必要的,但决不能脱离实践。因为基础理论毕竟是原则性的东西,若不结合临床实践加以阐发验证,就不易深入,碰到实际问题,就无法处理,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
。前人学说经验并非都是金科玉律。学派不同,立论各异,各有所长,各有所偏,常瑕瑜互见。既要尊重古人,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亦不要迷信古人。前人的经验,不等于就是自己的经验,必须通过自己的实践,临床验证,或成或败,从实践中来认识所学,检验所学。(二)我们认识事物,有两个过程,就是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认识疾病也是一样,例如,中医所谓的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就是这个道理。在临床中要大量积累病例,首先从中找出其普遍性(共性),拟定通用方,经过验证,便于推广。
其次是找出其特殊性(个性),摸出规律,进行辨证论治。个别亦可求大同存小异,进行加减。这样从一般到特殊,叉从特殊到一般,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使我们更前进一步。更重要的要认识到矛盾互相转化的规律。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我带着这样的认识,来解决慢性湿疹长期不愈的问题。过去对这种病,束手无策,只认为湿疹就不离乎湿,用片面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