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遂至血下如崩。邀诊：视其面色白光白，精神疲困，呼吸气短，心悸，筑筑然跳动不安，不能安寐，脉细无力，舌质淡白少华，虚象显然。与归脾汤加阿胶、血余炭以调养心脾兼固崩止血为治。服药３剂，再诊：并见手足厥冷，时出冷汗，血下减少，但未全止，并微感腹痛，喜温畏冷，脉舌同前。作脾气虚寒而不统摄血液治之，与理中汤（红参、焦术、炮姜炭、炙草）加茯神、乌贼骨、阿胶、炒白芍、龙骨、血余炭。又３剂，漏下已止，心悸大定。惟精神疲惫，饮食少进，仍与归脾法调养收功。
病例：周某某，男，３２岁。某年春由亲属孙某某偕同来诊。自诉：结婚六年，未得生育，赴医院检查精子，因不能排精作罢。望之形体似丰，惟证有腰酸背冷，阴头寒，阳痿而不能排精，但有时约月余又有遗精情况出现。自服市上壮阳健身成药及注射荷尔蒙针剂，而病证依然，未能改善。诊脉沉弱无力，舌质淡白，虽值壮年，仍作先天不足肾命阴阳两虚治之，与附子汤（淡附片、人参、炒白芍、焦术、茯苓）加淫羊霍、枸杞、龟胶、鹿角胶、淡苁蓉、炒杜仲、五味子、炒补骨脂、炒菟丝子、桑螵蛸等出入为方，每月约服１５～２０剂。
服后数月，阳事渐壮，排精正常。至次年春，喜来告曰：其爱人已怀孕矣。病例：李某某，女，４０岁。初诊，自诉：素有胃痛，月经不调，或一月两至，或数月不来，或来第三卷１９５时淋沥不断。今因胃痛发剧求诊。余询其症状，述中脘疼痛，并如热灼，嘈杂似饥，气逆横亘，时如上冲状，稍涉气恼，则发而更甚。微渴，稍食粘腻油晕食品，则腹部亦痛，大便时溏，不能多食。近月经来而淋沥未断，脉弦细，舌白尖微红。作肝气犯胃上热下寒证治之。
治法拟酸苦泄热酸甘化阴以清理其上；辛甘化阳甘温益脾以温暖其下。方用乌梅丸合芍药甘草汤加减。处方：乌梅、川椒、炮姜、炒川连、当归、炒白芍、党参、炙草，或加川楝子、玄胡索以理气活血止痛，或加麦芽、佛手片以宽膨消胀去积。来诊数次，不离上方加减。服药月余后，胃痛已止，纳食增进，月事渐调，后用白芍异功散调理以善其后。三、伤寒温病可合可分伤寒、温病的统一与分离问题，是近２０年中医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无论其争论结果如何，仅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均对伤寒、温病学说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站在历史与临床实际角度考察，伤寒与温病是祖国医学有关外感热病的两个不同概念，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中医学术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伤寒与温病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亦有所不同。晋唐之前，温病学说尚未形成独立体系，此时伤寒含义较广，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其中也包括了温病，如《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而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证，即狭义伤寒，仅是外感热病中一种病证。《伤寒论》所说的伤寒包括了中风、湿温、热病、温病在内的多种病证，即属于广义伤寒。
从仲景撰写《伤寒论》序来看，伤寒还包括了疫病在内。晋代葛洪《肘后方》说：“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而源本小异。其冬日伤于寒，或疾行力作，汗出得风冷，至夏发，名为伤寒；其冬日不甚寒，多暖急及西风，使人骨节缓堕，受病至春发，名为时行；其年岁中有疫气兼夹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如此诊候并相似。”并谓“贵胜雅言，总名伤寒，世俗因号为时行。”是温病属于伤寒的范围，两者是隶属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历代医家的不断探求和研究，祖国医学对温病的认识日渐深刻。
特别是明清时代，温病学家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人在继承前人学术成就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阐述了温病的病因、病机、感染途径、侵犯部位、传变规律和治疗大法等，并确立了温病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辨证论治体系，形成了与伤寒学派相辅相成的温病学派，从而使中医对外感热病的认识更臻全面和完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虽然有别于六经辨证而各自成为独立辨证纲领，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孤立的，而是仍然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存在着辩证的统一性。
这种内在关系和统一性，表现在他们共同研究人体疾病的过程和治疗方法，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都能达到辨识病证和治疗疾病的目的。他们辨识疾病的基本精神都是以八纲为依据的。如六经辨证中，以三阳为表、为热、为实、为阳；以三阴为里、为寒、为虚、为阴。卫气营血辨证中，一般以卫、气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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