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故宜加厚朴、杏仁，且厚朴、杏仁、人参相配，不但定喘，而且消胀助脾。”由此可见，“方中有方，方中有药，药中有方，药中有药”是李老在方剂加减应用中对药味、药量、药效三者之间关系的高度概括。因此，在选方用药时应从临证出发，该守则守，该变则变。正如李老所说：“执成方而治病，如拆旧房盖新房，不经大匠之手经营如何得宜。所以，用方切忌依样画葫芦，古方并不能尽合今病……如有一方面不符，即须加减适宜才行，不论伤寒、杂证都一样。
总之，用方必须对证，我每在临床上也常用古人原方，也常师古人用方的精神而化裁应用，都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即是这个道理。”师古方重在师其法执古方成方而治病，犹如拆旧房以盖新房，非经大匠之手经营如何得宜?李老认为，古方不能尽合今病，用古方、成方最忌依样绘葫芦。如用仲景之经方，从临证实践中品验，只要脉证病机完全符合，用之即有效验，此时加减不是治错就是画蛇填足，但方证只要有一方面不符，即须加减适宜才行，不论伤寒、杂病都是一样。
学习古方须掌握其精神法则，不一定非用它的原药原量。如麻杏石甘汤是什么作用，什么情况下可用?临床遇有该证时，即可灵活应用。李老常用的石膏阿斯匹林汤即遵此方之意。又如需要辛温发汗，不一定非用麻黄汤，用柴姜汤、胡椒汤亦未尝不可。用古方治今病，要抓重点，领会方剂精神，师其意，随证加减，做到面面周到，方能用之有效。例如治腹胀，川朴为君，兼虚者加人参，兼呕者加姜夏，即师法厚姜半甘参之意也。
如系实胀加枳实、大黄，即承气之意，寒者加干姜，寒热者加柴胡，腹痛者加芍药，寒热夹杂者，往往干姜、黄连寒热并用，仿泻心汤、黄连汤之意。只要掌握精神，随证加减，皆能取效。总之，用古方成方治病，贵在师其法而非拘泥其方药，不论固守原方，还是加减化裁，均应做到方由证定，药随法出，方能病药相符，效如桴鼓。关于方义与加减法方义指出了每个方剂的主要治疗方向，如果正确地掌握了这个方向，除对于主治范围内的病证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外，就是主治范围以外的疾病，往往触类引申也会取得一定疗效；
如果离开了这个方向，治病就会张冠李戴，不但对于主治范围外的疾病不可想象，就是主治范围内的证候也是毫无把握。加减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帮助学者解决主治范围以外比较常见的病证。在初学临床的时候，一旦遇到主治范围以外的证候往往会无法下手．因为任何疾病都不是截然分开的，或多或少总有互相牵连的地力，所主治范围以外的证候经常见到。有了这一栏即可按图索骥，按证用药，相当便利。
一种是为了帮助学者解决许多不常见的证候，因为人的病变是无穷的，绝不可能把所有的都写出来，有了这一条的启发，可以触类引申或举一反三，得到适当的解决。以上这一段关于“方义与加减法”的医话，写在“李翰卿资料50”的封皮上。该资料记载有26昔温病方剂，每首方剂按方义、主治．药品、加减法、制法或煎服法、禁忌、用药大意等项收载。其中方义居首，说明李翰卿先生有着清醒的方剂学治学思想，这一点在其手稿《伤寒论113方临床使用经验》一书中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至，学者可以从中细细体味。
而对于加减法的重视是李老审查证候、尤重夹杂的中医诊病学学术思想的体现。由于是在主方对证的基础上重视夹杂，所以李老的学术思想才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四物汤的临床应用四物汤源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功能补血调经，为治疗各种血虚证之基础方或主方。[历史经验集要]《局方》：治一切血虚、血热、血燥诸证。柯韵伯：是方乃肝经调血之专剂，非心经生血之主方。此方能补有形之血于平时，不能生无形之血于仓卒。如遇血崩、血晕等证，四物不能骤补而反助其滑脱。
唐容川：四物为生血和血之通剂。调血者，食四物不能为功。徐灵胎：此血病之主方。陈修园：治一切血证。皆纯滞之品，不能治血之源头……必善得加减之法方效。黄宫绣：营中之血，非此不能生。《医宗金鉴》：妇人血病主四物。言本方是妇人经产一切血病通用之方。[药品]当归9—15克熟地9—15克川芎4．5—7．5克白芍9—15克[加减法]血虚者，加人参、黄芪(名圣愈汤)。血结血瘀者，宜去白芍加赤芍，去当归加归尾，或加桃仁、红花等。
血闭或血不行者，或再加大黄、芒硝。血寒者，加肉桂、附于。血热实者，去熟地，加生地或再加黄芩、黄连。出血者，宜去川芎，或加三七，或加各种炭药。血虚兼恶寒身热无汗者，宜合麻黄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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