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得尺寸俱弦者，少阳温病也；如腹满咽干，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太阴温病也；如口燥舌干而渴，诊得尺寸俱沉细，过经不愈者，少阴温病也；如烦满囊缩，诊得尺寸俱微缓，过经不愈者，厥阴温病也。是故随其经而取之，随其证而治之，如发斑乃温毒也。正误∶按∶伤寒叙一日太阳、二日阳明、三日少阳、四日太阴、五日少阴、六日厥阴，为传经尽，七日后传太阳，为过经。云岐子所言伤寒过经不愈者，便指为温病，竟不知伤寒温病，自是两途注云∶愚谓温与热，有轻重之分。
故仲景云∶若遇温气，则为温病（此叔和之言，非仲景论）。更遇温热气，即为温毒，热比温尤重故也。但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不感异气，名曰温病，此病之稍轻者也。温病未已，更遇温气，变为温病，此病之稍重者也。伤寒例以再遇温气名曰温疫，又有不因冬伤于寒，至春而病温者，此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也。（按∶《阴阳大论》四时正气之序∶春温、夏暑、秋凉、冬寒。今特感春温之气，可名春温，若感秋凉之气，可名秋凉病矣。
春温可以为温病，秋凉独不可为凉病乎？以凉病似觉难言，勉以湿证搪塞，既知秋凉病有碍，反而思之，则知春温病殊为谬妄矣。）以此观之，是春之温病，有三种不同，有冬伤于寒，至春变为温病者，有温病未已，再遇温气，而为温病者；有重感温气，相杂而为温病者；有不因冬伤于寒，不因更遇温气，只于春时，感春温之气而病者。若此三者，皆可名为温病，不必各立名色，只要知其病原之不同也。正误∶凡病各有病因，如伤寒自觉触冒风寒，如伤食自觉饮食过度，各有所责。
至于温病，乃伏邪所发，多有安居静养，别无他故，倏焉而病。询其所以然之故，无处寻思，况求感受之际，且自不觉。故立论者或言冬时非节之暖，或言春之温气，或言伤寒过经不解，或言冬时伏寒，至春夏乃发（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出自《素问》，此汉人所撰，晋王叔和又以述《伤寒例》，盖顺文之误也）。或指冬不藏精，春必病温（此亦汉人所撰，但言斫丧致病，不言因邪致病，即使寓意邪气乘虚，实不言何气使然。夫邪气乘虚，最是切当，然又有童男室女，以无漏之体，富贵享逸，以幽闲之志，在疫亦未能免，事有不可执滞）。
又见冬时之温病，与春夏之温疫，脉证相同，治法无异。据云∶冬时即病为伤寒，今发于冬时，应作正伤寒，且又实是温病，既是温病，当发于春夏而何又发于冬时？思之至此，不能无疑，乃觉前人所论难凭，务求其所以然之故，既不可言伤寒，又不可言伏寒，即得以冬时非节之暖，牵合而为病原。不思严寒酷暑，因其锋利，人所易犯，故为病最重。至于温暖，乃天地中和之气，万物得之而发育，气血得之而融和，当其肃杀之令，权施仁政，未有因其仁政而反蒙其害者。
窃尝较之，冬时未尝温暖，亦有温病，或遇隆冬，临时温暖，虽有温病感温之由，亦无确据，此不过猜疑之说，乌足以为定论。或言感三春当令之温气为温病，夫春时自应温暖，责之尤其无谓；或言温病复感温气，而为温病，正如头上安头；或言伤寒汗下过经不愈者为温病，则又指鹿为马。《活人》又以夏应暑而寒气折之，责邪在心，为夏温；秋应凉而大热折之，责邪在肺，为秋温，转属支离。陶氏又以秋感温气而为秋温，明是杂证，叙温者络绎，议论者各别，言愈繁杂，而本源愈失，使学人反增亡羊之感，与医道何补。
《活人书》云∶夏月发热恶寒头疼，身体肢节痛重，其脉洪盛者，热也。冬伤于寒，因暑气而发为热病，治热病与伤寒同，有汗宜桂枝汤，无汗宜麻黄汤，如烦躁宜大青龙汤，然夏月药性须带凉，不可太温，桂枝麻黄大青龙须用加减，夏至前桂枝加黄芩，夏至后桂枝麻黄大青龙加知母、石膏或加升麻，盖桂枝麻黄性热，地暖处，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发黄斑出之失。热病三日外，与前汤不瘥，脉势仍数、邪气犹在经络、未入脏腑者，桂枝石膏汤主之，此方夏至后，代桂枝证用，若加麻黄，可代麻黄青龙汤证也。
若三月至夏，为晚发伤寒，栀子升麻汤，亦暂用之。（王宇泰述万历癸卯，李氏一婿，应举南下，时方盛暑，伤寒，一太学生，新读仲景书，自谓知医，投以桂枝汤，入腹即毙，大抵麻黄桂枝二汤，隆冬正伤寒之药，施之于温病不可，况于热病乎？）正误∶按∶《活人》以温热病，用桂枝麻黄，虽加凉药，终未免发散之误，不危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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