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春秋》是是非非,因人之行事,不过当年数人而已。穷理之要也。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然以通《语》、《孟》为先。
或问《春秋》发微。子曰:述法而不通意。
子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至微者理,至著者象。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善学者求之必自近。易于近,非知易者也。
子曰:有谓《六经》为六艺之文,何其求之于浅也?
刘绚问:孔子何为作《春秋》?子曰:由尧舜至于周,文质损益,其变极矣,其法详矣。仲尼参酌其宜,以为万世王制之所折中焉。此作《春秋》之本意也。观其告颜子为邦之道,可见矣。
子曰:《春秋》,事在二月,则书王二月;事在三月,则书王三月。无事则书天时,书首月。盖有事则道在事,无事则存天时,正王朔。天时备则岁功成,王道存则人理立,《春秋》之大义也。
子曰:《春秋》之法:中国而用夷道即夷之。韩子谓《春秋》谨严,深得其旨矣。
子曰:诸侯当上奉天时,下承王政。故《春秋》曰:春,王正月。明此义,则知王与天同大而人道立矣。
或问:《易》有大过,何也?子曰:圣人尽道而无过。故曰大过,亦当事之大耳。犹尧舜禅逊、汤武放伐之类也。道无不中也,无不常也。以世人所不常见,则谓之大过于常耳。是故立非常之大事,兴不世之大功,成绝俗之大德,皆大过之事,而实无所过也。
子曰:《素问》出于战国之际,或以为《三坟》者,非也。然其言亦有可取者。
或问:何说也?子曰: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岂不当哉?若运气,则不可用。
子曰:阴阳运动,有常而无忒。凡失其度,皆人为感之也。故《春秋》灾异必书。汉儒传其说而不得其理,是以所言多失。
子曰:《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鲧之篇,皆未可据也。
子曰:《周礼》之书多讹阙。然周公致太平之法亦存焉。在学者审其是非而去取之尔。
子曰:《原道》之作,其言虽未尽善,然孟子之后,识道之所传者,非诚有所见,不能断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识大矣。
子曰:汉儒之谈经也,以三万余言明《舜典》二字,可谓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气象。东京士人尚名节,加之以明礼义,则皆贤人之德业矣。本朝经典比之前代为盛。然三十年以来,议论尚同,学者于训传言语之中,不复致思而道不明矣。
子曰:鲁威公弒君而自立,其无岁不及诸侯之盟会者,所以结外援而自固也。齐远与戎盟,《春秋》危之而书至者,以谓戎也。苟不知郑真陈之党恶而同为不义,则必执之矣。此居夷浮海之意也。
子曰:自古篡弒多出于公族。盖其自谓曰:先君之子孙也,可以君国。而国人亦以为然,从而奉之也。圣人明大义以示万世,故入《春秋》之初,其弒君者皆绝属籍。盖为大恶,既自绝于先君之世矣,岂得复为子孙也?古者公侯刑死则无服,况于弒君乎?此义既明矣,而或有以属称者,可见其宠太过,任之太重,以阶乱也。《春秋》所书,大概事同则辞同,后之学因以谓之例。然有事同而辞异者,其义各不同,盖不可以例断也。
子厚为二铭以启学者,其一曰《订顽》。《订顽》曰云云
杨子问:《西铭》深发圣人之微意,然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至于兼爱,后世有圣贤,而推本而乱,未免归过于横渠。夫子盍为一言推明其用乎?
子曰:横渠立言,诚有过,乃在《正蒙》。至若《订顽》,明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理一而分殊,墨氏则爱合而无分。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斯亡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
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用,不亦异乎?
杨子曰:时也。昔从明道,即授以此书,于是始知为学之大方,固服之,岂敢疑其失于墨氏比也。然其书以民为同胞,鳏寡孤独为兄弟,非明者默识焉,知理一无分之殊哉?故恐其流至于兼爱,非谓其言之发与墨氏同也。夫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远近亲疏各当其分,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施之心,无称物之义,疑其辞有未达也。今夫子开论,学者当无惑矣。
或问:子厚立言,得无有几于迫切者乎?子曰:子厚之为人谨且严,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则宽宏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犹有英气存焉,是以未若颜子之懿,浑然无圭角之可见也。
或曰:圣贤气象,何自而见之?子曰:姑以其言观之,亦可也。
子曰:《订顽》言纯而意备。仁之体也,充而尽之。圣人之事也。子厚之识,孟子之后,一人而已耳。
子谓门弟子曰:昔吾受《易》于周子,使吾求仲尼颜子之所乐。要哉!此言,二三子志之。
子曰:乾坤毁,无以见《易》,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夫所谓易也,此也,密也,果何物乎?圣人所以示人者,深且明矣。学者深思,当自得之。得之则于退藏之密何奚远乎?
子曰:读书而不留心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