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时耳。斯正孟子夜气之说，但于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际思虑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时否乎？今澄欲求宁静，愈不宁静；欲念无生，则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灭，后念不生，良知独显，而与造物游乎？”王子曰：“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
体段工夫大略相似，但佛氏有个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恶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静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恶时用致知之功，则已涉于思善’之患。孟子说夜气，亦只是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说夜气，却是得兔后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将复失之矣。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
良知只是一个良知，而善恶自辨，更有何善何恶可思？良知之本体，本自宁静，今却又添一个求宁静；本自生生，今却又添一个欲无生。非独圣门致知之功不如此，虽佛氏之学亦未如此将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彻头彻尾，无始无终，即是前念不灭，后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灭而后念不生，是佛氏所谓断灭种性，入于槁木死灰之谓矣。”
观先生前后二则，直是按着人病根骨髓处，不由人不推门入臼。而儒佛之辨，亦较然。
澄问：“《大学》以心有所好乐、忿懥、忧患、恐惧为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谓‘圣人情顺万事而无情’。所谓有者，传习録中以病疟譬之，极精切矣。若程子之言，则是圣人之情不生于心而生于物也，何谓耶？且事感而情应，则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时，谓之有则未形也，谓之无则病根在有无之间。何以致吾知？学务无情，累虽轻，而出儒入佛矣，可乎？”王子曰：“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现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
‘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病疟之喻，诚以见其精切，则此节之问可以释然。病疟之人，疟虽未发，而病根自在，则亦安可以疟之未发而遂忘其服药调理之功乎？若必待疟发而后服药调理，则既晚矣。致知之功，无间于有事无事，而岂论于病之已发未发耶？”
疟病全在未发时，真能致知者，工夫只于此时用。○自有宋诸儒而后，学者专宗紫阳氏家法，为入道之方。即江门崛起，直溯濂溪，犹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说敬不离口，示我入德方”。独阳明子读《大学》至格物一解，谓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为支离，而求端于心，天下无心外之物，即本心以求物理，是为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间，而意可得而诚也。遂揭“致良知”三字，专教学者。而答陆元静数书，发明《中庸》之理甚奥，则其真接濂溪之传者。
其曰“未发之中即良知”，即主静立极之说也；其曰“良知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即性无内外之说也；其曰“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即敬无动静之说也；其曰“自私自利为病根”，即识仁之微旨也；最后病疟一喻，尤属居要语，所云“服药调理在未发时”者，又即朱子涵养一段工夫之意。朱子他日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至阳明子则合言之耳，孰谓其果立异同于朱子乎？夫诸儒说极、说仁、说静、说敬，本是一条血脉。而学者溺于所闻，犹未免滞于一指而不能相通，或转趋其弊者有之。
“致良知”三字，直将上下千古一齐穿贯。言本体，则是极，极不堕于玄虚，只此是仁，仁不驰于博爱；言工夫，则只此是静，静不涉于偏枯，只此是敬，敬不失之把捉。洵乎其为易简直截之宗也。或疑子之学近于禅者，乃儒释之辨，直以自私自利为彼家断案，可为推见至隐。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于此一差，无往而不异，不必禅也；于此不差，虽谓茂叔为穷禅客亦可也。于子又何疑哉？
拔本塞源论
王子答顾麟畧曰：夫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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