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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朝宋学渊源记（清）江藩撰
序
尝观元代之尊孔子曰：“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至哉言乎！不唯有明讲学者所弗能及，即宋儒极力推崇，连篇累牍，亦未有若是之精确者也。盖天之生物，气具则命立，性赋则理存。而人秉天地之中以生，故为万物之灵。有斯世，则有斯人；有斯人，则有斯性。自开辟以至今日，自羲农以至今世之人，此理无一息之间断，此性亦无一人之不具也。但天道不能无寒暑昼夜之递嬗，人性不能无昏明强弱之不同。反其同而变其异，作之君，作之师，所谓修道之教也。
粤稽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陶、稷、契、伊、周之为臣，其所谓继天立极者，亦不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全其天性而已。周衰，孔子生于东鲁，出类拔萃，继往开来。然使当日得行其道，亦不过致君为尧、舜之君，使民为尧、舜之民，原不能于各全天性之外，别有神奇也。无如天厌周德，其道未能大行于天下，不得已订《诗》《书》，正《礼》《乐》，序《易象》，修《春秋》，以垂教于万世。而大经大法，奥义微言，具载六经。后之人果能于六经身体而力行之以之修身，则可悟前圣之心传；
以之治世，则可返唐虞之盛轨。内圣外王，体用兼尽，原非为托之空言已也。
至于七十二子之徒，皆亲炙门墙，身通六艺，其中惟颜、曾独得心传，诸子则各具一体。其问答之间，皆因其品诣而指示之，非厚于颜、曾而薄于诸子也。圣人之言，广大精微，因人设教，使诸子各尊所闻而深造之，其要归亦未有不合于一贯之旨者也。孔子没，杨、墨兴，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然当时已有好辩之讥。暴秦焚书坑儒，典籍荡然，然斯人斯性，未尝灭绝也。汉兴，尊崇经术，诸大儒于灰烬之余，或师学渊源，专门稽古；或殚心竭虑，皓首穷经，而各守一说，不相攻击，意至厚也。
昌黎崛起数百年后，推崇圣道，力排佛老，而于荀、扬则曰“大纯而小疵”，亦何尝于儒术之中，自相抵牾哉？
盖道在修己，功在安民，王道圣功，理无二致。故《大学》始言格致诚正以修身，终之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节次不紊，事理相因，本心性以为事功，即所谓“一以贯之”者也。自宋儒道统之说起，谓二程心传，直接邹鲁，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二道，儒林道学，判为两途。而汉儒之传经，唐儒之卫道，均不啻糟粕视之矣。殊不思洛闽心学，源本六经，若非汉、唐诸儒授受相传，宋儒亦何由而心悟？且详言诚正，略视治平，其何以诋排二氏之学乎？
南渡后，江西陆氏、永嘉陈氏，或尊德性，或讲事功，议论与朱子不合，门下依草附木者，互相攻讦。沿至有明，姚江王氏本良知以建功业，稍征实学，而推尊古本《大学》，不遵朱注，于是党同伐异者，又羣起而攻阳明矣。本朝列圣相承，本建中立极之学，为化民成物之政，四子书仍遵朱子，十三经特重汉儒。名贤辈出，或登廊庙，黼黻皇猷；或守蓬茅，躬行实践。府县置学官，无聚徒私议之士；文武归科第，无怀才不售之人。重熙累洽，一道同风，直迈三代而媲美唐虞矣。
今世之人，幸值休明之运，果能下学上达，服古入官，言行一以孔圣为依归，则将仰高钻坚，瞻前忽后，矻矻孜孜，寸阴是惜，又何暇分唐分汉，辟陆辟王，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乎？甘泉江子郑堂，博学多识，有志斯文，经术湛深，渊源有自。既编《汉学师承记》，芸台宫保为跋于前；继又纂《宋学渊源记》，问序于予。予才疎学浅，曷能妄测高深？详阅其书，无分门别户之见，无好名争胜之心，唯录本朝潜心理学而未经表见于世者，其余庙堂诸公，以有国史可考，不敢僭议也。
其用心至矣，其用力勤矣。因忘其谫陋，本诸师傅，验诸心得，为弁数语于简端，以答其虚衷下问之意。若夫精一执中、至诚无息之渊源，请还质诸世之善法孔子者。
时皇清道光二年嘉平月，长白达三书于粤东榷署。
卷上
春秋战国之际，杨、墨之说起，短长之策行，薄汤、武，非周、孔，圣人之道几乎息矣。暴秦燔书，弃仁义，峻刑法，七十子之大义乖矣。汉兴，儒生掇摭群籍于火烬之余，传遗经于既绝之后，厥功伟哉！东京高密郑君，集其大成，肄故训，究礼乐，以故训通圣人之言，而正心诚意之学自明矣；以礼乐为教化之本，而修齐治平之道自成矣。爰及赵宋，周、程、张、朱，所读之书，先儒之义疏也。读义疏之书，始能阐性命之理。
苟非汉儒传经，则圣经贤传，久坠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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