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推而上之，于理气截之分明，以理当其无形无象之实有，而视有形有象为拙。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荀子以礼义与性为二本，宋儒以理与气质为二本，老聃庄周告子释氏以神与形体为二本。然而荀子推崇礼义，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也，不知性耳。老聃庄周告子释氏守己自足，不惟不知性而已，实害圣人之教者也。（二十四）
问：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状》云：“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庄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然后得之。”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范文正公文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返而求之《六经》。《朱子语类》，廖德明录癸辰巳所闻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见得此事尚鹘突，为他佛说得相似，近年来方打得分晓。”（癸巳，朱子四十四岁。）朱子《答江尚书书》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
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其始盖未尝一日不往来于心也，以为俟卒究吾说，而后求之未为甚晚。而一二年来，心独有所自安，虽未能即有诸己，然欲复求之外学，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考朱子慕禅学在十五六时，年二十四见李愿中，教以看圣贤言语，而其后十余年有《答何京叔》二书，意见乃与释氏不殊，信彼为有实得，此为支离，反用圣贤言语指其所得于释氏者。及五十内外，所见渐定，不惑于释氏。
合观程子朱子张子皆先入于老释，究之能觉窹其非，何也？
曰：四君子皆志圣贤之志者也，其学主乎求是，故于此于彼，期在自得，不在虚名。考之《六经》，茫然不得性道之实体，则必求诸彼矣。求诸彼而其言道言性确有指实，且言夫体用一致也似神，能靡不周。（如说“性周法界，净智圆妙体自空寂。”）故朱子尝驰心空妙，冀得之以为衡鍳事物之本，极其致，所谓“明心见性”，不过“六用不行”，彼所以还其神之本体者，即本体得矣，以为如此，便混无欠阙矣，实动便差谬。在彼以自然为宗本，不论差谬与否，而四君子求是之心，久之亦如其不可持以衡鍳事物，故终能觉寤其非也。
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遂其自然也。孔孟之异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者，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踰矩”，皆见夫天地人物事为，有不易之则之为必然，而博文约礼，以渐致其功。彼谓“致虚极，守静笃”，“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至于“道法自然”，无以复加矣。孟子而后，惟荀子见于礼义为必然，而不知礼义即自然之极则；宋儒亦见于理为必然，而以理为太极，为“生阳生阴之本”，为“不离阴阳，仍不离于阴阳”，指其在人物为性，为“不离气质，仍不离于气质”。
盖不知理者，自然之极则也，视理俨如一物，加以主宰枢纽根柢之说，一似理亦同乎老释所指者之于人为本来面目。朱子之辨释氏也，曰：“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就彼言神识者，转之以言乎理，尊理而重学，近于老聃庄周告子释氏矣。然以彼例此而不协乎此，故指孔孟所谓道者非道，所谓性者非性。增一怳忽不可得而推究之主宰枢纽根柢，因视气曰空气，视心曰性之郛郭。是彼奉一自然者之神，居此空气之上，郛郭之中；此奉一自然者之理，居此空气之上，郛郭之中也。
苟知物必有则，不以则与物二视之，庶几于孔孟之言道言性者始可通。物者指其实体实事之名；则者称其纯粹中正之名。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自然之极则，是谓理，宋儒借阶于释氏，是故失之也。凡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觉，宋儒言“道为气之主宰枢纽”，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枢纽”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以“理堕在形气之中，变化气质，则复其初”，如彼以“神受形气而生，不以形物欲累之，则复其初”也。
皆改其所指为神识者以指归也。（二十五）
（以上九问答为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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