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可、如体物而不可遗之可，君子不使其身动应或失，故虽无事时，亦如有事之戒慎恐惧，而不敢肆，事至庶几少差谬也。然性虽下同，大致以类为之区别，故《论语》曰：“性相近也。”此就人与人相近言之者也。孟子曰：“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言同类之相似，则异类之不相似明矣；故诘告子生之谓性曰：“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明乎其必不混同言之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以人皆可以为尧舜，谓之性善，非尽人生而尧舜也。
自尧舜至于凡民，其等差凡几，则其气禀固不齐，岂得谓非性有不同？然存乎人者皆有仁义之心，其趋于善也利，而趋于不善也逆其性而不利，所谓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善乃人之性，下乃水之性，而非以善槩之于物。所谓故者以利为本，出于利乃性之本然也，顺而非逆，是以利也。然孟子固专言人之性，且其所谓善者，初非无等差之善，即孔子所云相近；孟子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即孔子所云习至于相远，孟子所谓梏之反复，违禽兽不远，即孔子所云下愚之不移。
宋儒未审其文义，遂彼此间隔。在天道为阴阳五行，在人物分而有之以成性，由成性各殊，故材质各殊。材质者，性之所呈也，离材质恶睹所谓性哉！故孟子一则曰，非才之罪，再则曰，非天之降才尔殊，（才、材，古字通用。）人之材得于天独全，故物但能遂其自然，人能明于必然。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又言犬马之不与我同类，是孟子就人之材之美断其性善明矣。材与性之名，一为体质，一为本始，所指各殊，而可即材之美恶以知其性，材于性无所增损故也。
合《易》《论语》《孟子》之书言性者如是，咸就其分阴场五行以成性为言，奈何别求一凑泊附着者为性，岂人物之生，莫非二本哉！返而求之，知其一本，或庶几焉。（十二）
问：朱子本程子性即理也一语，释《中庸》天命之谓性，申之云：“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有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其释《孟子》云：“以气言之，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
”两解似相阂隔，其作《中庸或问》有云：“虽鸟兽草木之生，仅得形气之偏，而不能通贯乎全体，然其知觉运动，荣瘁开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于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则其形气之偏，又反有以存其义理之所得。”合观朱子言性，不出性即理也之云，故云告子不知性之为理。既以性属之理，理即其所谓仁义礼智之禀，天地人物事焉，不闻无可言之理，故解《中庸》，合人物言之；以物仅得形气之偏，故孟子言岂物所得而全．言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
《或问》一条于两注可谓融矣。程子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故朱子言性，专属之理，而又及形气之偏，皆出于程子也。程朱之说，谓理无不善，而形气有不善，故以孟子道性善，归之本原，以孔子言性相近，下而及于荀子言性恶，扬子言善恶混，韩子言三品，悉归气质之性，是荀扬韩皆有合于孔子；（朱子答门人云：“气质之说，起于张程，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下面不曾说得气质之性，所以亦贵分疏；
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又以告子之说为合于荀扬，（朱子于告子杞柳之喻云：“告子言人性本无仁义，必待矫揉而后成，如荀子性恶之说也。”于湍水之喻云：“告子因前说而小变之，近于扬子善恶混。”）合于孔子，（程子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只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
”）使告子明云气质之性，孟子将不辨之欤？孔子言性相近，亦未明云气质之性，（程子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此只是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将与告子荀子诸人同欤？此宋儒之说，虽极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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