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若如《史记》《檀弓》所载，则孔子之临没，不如曾子之“启手足”“易箦”远矣。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不容看得容易。有多少牵制，多少逼迫。自人视之，皆是不得不入、不得不居之势，却能摆脱，所以非有学有守者不能。
宋儒薛士龙云：“好名特为臣子学问之累。人主为社稷计，惟恐士不好名。”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亦不要看得容易。须要在事势牵制中，放出力量来，方能如此。
子夏云：“出见纷华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能战即是好机括。今人俱望风而靡，何尝能战？但与纷华靡丽战犹易，与贫穷困阸战却难。故须要在此处争个胜负，方是真能“无为所不为，无欲所不欲”。
朱子没而门人各记其所闻之语，殆百余家。蜀士李道传［字贯之］始取三十有三家，刻之于池州，为《语录》。其弟李性传又取四十有二家，刻之于饶州，为《续录》。建安蔡抗又取二十三家，刻之饶州，为《后录》。莆田王士毅［字子洪］又因而类分之，曰《语类》，刻于蜀。东阳王佖［字符敬］又为《续类》，刻于徽州。凡三录、二类五书者，并行而错出，不相统一。景定癸亥，导江黎靖德始合五书而参校之，去其重复谬误，因士毅门目以类附焉，而名曰《语类大全》，凡百四十卷。
其后又取建安所刻天台吴坚《别录》附入焉。于是文公遗语始备。然蔡公抗《后录序》云：“先师又有亲自删定，与先大父西山讲论之语，及性与天道之妙，名曰《翁季录》者，久未得出以流行于世。岂斯文之显晦，固自有时乎？”则朱子之语为《语类》所未载者亦有矣。古今立言之多，莫盛于斯矣。
朱子谓：“《干》彖辞，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贞’，只作两字说。孔子见这四字好，便挑开说了。所以某尝说《易》难看。”愚按此即“赋诗断章”之意，在圣人亦不过偶一为之。若学者著书，自当谨守章句，不可穿凿附会，借口圣人。
朱子论天，谓：“要知得他有心处，又要见得他无心处。”故程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又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若止说得他无心处，则《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程子所谓“以主宰谓之帝，以性情谓之干”，又如何？心便是他主宰处。此一条，杨道夫所记，说“天”字最周密。又沈僩所记有云：“经传中‘天’字，有说苍苍者，有说主宰者，有单训理者。”亦明。
《语类》云：“孟子说性善，但说得本原处，却不曾说气质之性，所以亦费分疏。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愚谓孟子言“形色，天性也”，未尝不言气质。气质之说，非起于张程。此一条似有可商。
朱子论读书之法，谓：“始初一书，费十分工夫；后一书，费八九分；后则费六七分；又后则费四五分矣。”此即所谓“势如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
《语类》谓：“颜子亦只是持敬。”与《集注》“干道”“坤道”之说不同。《集注》是分言，《语类》是合言。合言之，则“克己复礼”亦只是持敬之至。［见卷十二］
朱子论致知格物，谓：“游、杨诸公所闻于程子者，语意不全，或只闻一时之语，所以其说多差。后来却是集诸家语录，此段工夫方始浑全。”则当时门人亲炙者，未为全幸；生于先生之后者，未为不幸。然则生于朱子之后者，得见朱子之全书而折衷［《语类》云：“折衷，是折两头而取其中之义。”］之，亦未为不幸也。但不可自卤莽耳。［见《语类》十八卷］
唐以前儒者，皆以爱言仁。自程子曰：“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而人始知爱不足以言仁。自程子之后，儒者又多离爱言仁。自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而人又知仁非即爱，亦不离爱。言仁之说，于是始精。然此等处，不看《语类》，不知程朱用心之苦。若无程子之说，则言仁者日流于浅近；若无朱子之说，则言仁者又日流于高远，无理会处。
孔子于鲁人猎较可从，而女乐必行。一则是由剥而复之机，一则是由复而剥之机也。圣人之审机，精矣。《语类》曰：“天下无道，譬如天之将夜，虽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后来必不可支持，故亦须见几而作。”正此之谓。
《语类》谓：“泰伯之心，即夷齐叩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并行而不相悖。然圣人解泰伯为‘至德’，谓武为‘未尽善’，亦自有抑扬。盖泰伯、夷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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