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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得圣贤心事、义理工夫,了然得之于心。然后循序渐进,博学群书。王勃等聪明,与圣贤聪明不同者,是做向外面去,故适足为心之害也。
学,只是修身;功业,是修身之效。不可以功业为心,以功业为心,非惟失本末先后之序,心亦难收。程子曰:“有颜子之德,自有孟子之事功。”
天下人只一个心。如“克己在我,天下归仁”,岂非同此心乎?人心不同处,只是私心,因有所蔽而然也。
学者先当理会身心,此是万事之根本。
学要来身上做。
慊于己者,不使萌于再。此真能修身者,进于圣人不远矣。
《孟子》、《中庸》多开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方肯下工夫;《大学》、《论语》就教人直截做工夫。圣人教人手段,与贤人手段不同:圣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学上达,到本原上,上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将义理大原与效验都开肚破肠说了,方能使人踊跃去做工夫。但《中庸》工夫又更细密切实。
读书,一边读,一边体验做。做得一两处到身上来,然后诸处亦渐凑得来。久则尽凑得到身上来。此则是大贤。
有聪明识义理,不能持守而丧其本心者,多矣。虽曰知之未真,然皆因气偏欲汩故也。此持养之功,所以贯乎学之始终,不可须臾舍也。
今人有小可才能,也干些事。圣贤道理充足,如何不做出事来?达而在上,如尧舜文武;穷而在下,如孔子;得时行道,如伊傅周召;不得时,如颜孟程朱。其德业事功,侔乎天地。以此知黄宪之流,只是一介善夫也。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广大高明。充之,则是纯儒;推而行之,即纯王之政。
人做得切己工夫,自无许多闲思虑。
当然处,即是天理。
尽天理,不以一毫私意智力挠之,便是尧舜气象。
道理,只是这个道理;功名事业,是偶然。
万物各有自然之理,圣人只是顺之,不曾加得一毫。
理明后,又持守坚固,力行纯熟,此是大贤。
圣贤只依天理做事,所以极其大,与天地参。霸者以智计处事,便小。
欲为天下第一等人,当做天下第一等事。
做当今一个好人,须壁立千仞。
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然欲道之行、治之善,非真儒不能。
古人老而德愈进者,是持守得定,不与血气同衰也。今有才气之人,到年老便衰,是无持养之功也。
学至圣人地位,方了一生事。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古人云“盖棺吾事毕”,又曰“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居业录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居业录卷四
(明)胡居仁撰
○帝王第四
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为天下所宗而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虽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无天子之荐,又无百里之地以为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终为匹夫。自秦而下,以强力奸计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时势不同也。盖古者诸侯万国,疆域严固,非首出庶物之人,岂能服万国之心?故孟子以为“无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县之后,无诸侯翰屏夹辅之势,而奸雄往往以强力智计相角,又不遇圣王之兴以收之,故智力胜者得之,亦势然也。
尧舜生朱、均,瞽鲧生舜、禹。清浊美恶,变化莫测,虽圣人亦莫能与也。
四凶,尧深知其恶,只是用其才。当时舜、禹、皋陶、稷、契未出,无人可用,故如此。圣人在上驾驭之,他亦不敢露其恶。
天下事,必君臣相遇,而后可以有为。上者如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文王之于太公;次者如桓公之于管仲,燕昭之于乐毅,高祖之于子房,先主之于孔明。皆君臣相知相契之深。
文王“雝雝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斁亦保”。颜子、明道近之。
文王得太公,便载之后车,是相知相契深,故敬之至,礼之重。
或问:汤武同时而生,争乎?让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下而治乎?曰:相让而共治。曰:以谁为君?曰:以年长而功多者为君。盖圣人无图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桀纣失了君道,故汤武不得已而伐之。盖君者,所以为天下主,代天理物,以养天下之民。今桀纣非惟失君道,又残民害物,乃天地间一大贼也。汤武不幸适在其时,当救民之任,故不得避“伐上”之嫌而坐视也。
有圣贤之君,必有圣贤之佐。若中材之君,有圣贤之佐,亦可成王业,太甲、成王是也。
此感而彼应者,心同此理也;处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汉以下为治者,不过处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既不知上一截,则下一截亦偶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