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岂能尽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难复也。或曰：老佛亦晓得“心同此理”，可谓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象一个道理原头，以为此心此理无不同，非真能知“万殊所以一本”也。
三代以下之君，汉高祖天姿最高，惜乎无真儒辅相。若得真儒辅相，三代可复。那时秦法苛虐，不可因；战国又无治天下之法可传。若有真儒举先王之法，高祖必肯依从。
汉高祖只胜得一个无仁义底人，若遇仁者，高祖便着臣服。韩信只胜得无智勇底人，若遇智勇，韩信计不能施矣。
项羽当初从范增之计以立义帝，当时亦是时势当如此。君臣之义既定，岂可更行弑逆？光武之于更始，处得便好。更始本不足以为君，光武汉之同姓，固可中兴，而光武亦不杀之，是善处君臣之变者也。
汉武帝才足以有为，惜乎多欲。周世宗才足以有为，惜乎未学。宋神宗亦欲有为，惜乎汩于功利。人君不务学，便以礼乐制度为琐碎不足为，而欲径趋功利。殊不知天生圣人，代天以施教化；圣人制礼乐，代圣人以成教化。是天假手圣人，故天不言而万物安；圣人假手于礼乐，故己不劳而教化行。
汉景不杀母弟梁王，亦可为天下后世法。梁王以母之宠，欲求为太子，议臣袁盎持正义以谏止之。及梁王杀袁盎，则罪固当死。然皇后涕泣不食，必至伤生，故景帝宁屈法伸恩。此亦天理人情之至也。
隋文帝，篡国之君。王仲淹献《太平策》，可谓不知人。篡弑之人，其身犯大逆，若北面以臣之，即逆党也。稍知义理者，不为也。且古之仕者，皆欲行道以济斯民。篡弑之人，其身不正，不可以君天下，又可与之行道乎？
胡氏责唐太宗不能正杨广弑逆之罪，声大义以讨之，此言诚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太宗以英武之才谋取天下，惜乎无学，未尝穷理正心、去私窒欲，以当然之理处当为之事，伸大义，救民命。故用许多智计，甚为鄙陋。其立心，殆与窦建德等无异，但才智勇略非建德、世充所及。岂可以汤武之事望之？使其真有圣王之学，必仁义奋发，诚心誓众，声杨广弑逆之罪，毒流四海，军民被害之由，传檄州郡，播告天下，宣谕两京，以为身任方面，不忍视贼不讨，坐视生民困苦死亡而不救，愿与天下豪杰共兴义兵以行天讨。
则义士奋发，生民引领，有征无战矣。
建成、太宗事，先儒论之详。推本言之，人之心纯乎天理，乃处得此等事。建成、元吉不足责。太宗与高祖谋天下，皆是利心，孟子所谓“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者。当时建成、太宗、元吉各置僚属将佐，势固相轧。若使太宗无利心，兄弟骨肉之间，一以天理相接，至诚事兄爱弟，或庶几焉。如建成、元吉见疑，解辞权位，退让处贫，如终不容，宁死而已，不可杀兄以贼天伦。当时太宗自言“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亦知惭矣。惜乎人欲胜，天理微，处置不去也。
欧阳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则是，功则非。秦以兵力攻取，使生民肝脑涂地，罪莫大焉，何功之有？
《纲目》书周世宗废无额寺院，禁私度僧尼。夫圣王之制度，皆本于天理之自然而裁成之，以为天下不易之定准，谓之“额”可也。今周世宗既废无额寺院，必存有额寺院，殊不知寺院乃天理中之必无者，岂可立为定额乎？禁私度僧尼，然则僧尼又可以公度之乎？据事直书，世宗不学之陋，自见矣。
宋太祖分明是篡，亦是乘五代之风。五季之时，君臣道绝，由唐末藩镇不臣，沿习以致此极。今日迎新天子，明日迎新天子；今日黄袍加身，明日黄袍加身。宋太祖分明是弑君。自开辟以来，君臣道丧，莫甚于此时。可惜此等英雄人，反做此等事。然自仁宗后，风气渐复，人才之盛，三代以下罕比。此亦气运使然。有真儒而不用，所以民不被其泽，故儒风振作，过于汉唐，语其治，终在汉唐之下。
大抵君臣相合，各从其类。好道之君，方能用有道之臣；好利之君，必用计利之臣。宋神宗满朝君子，独用安石者，以安石利心与神宗合也。如安石忧财力困穷，而言治财之道；神宗即位初，便言当今以理财为急务。此二人者，利心相契。其行泉府、青苗、市易等法，虽攻之者甚众，终不能破二人功利固结之心也。
宋徽宗画最妙，世传为至宝。徽宗为君，玩物丧志如此，失天下宜矣。
向在南昌，与张廷祥论三代以下，有汉高祖天姿朴厚，志高才大，承秦之暴，无法可因。彼时有真儒者出，举先王之法，庶几可行。惜乎当时无人。虽有张子房，乃杂黄老，智谋有余，非先王之学；韩信等俱是功利；萧何等亦非修身正主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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