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所以著其实之不可掩也。贼不讨，不书葬者，罪臣子无为也。贼在，则丧礼废而不成葬矣。此法明，则忠孝全，人道立。
纪侯大去其国，以非齐之罪。恐非伊川之言。纪侯微弱，不能守国，固不为无罪。然比之昏暴以致灭亡者有间。非逼于强暴，必不去也。则齐襄之恶著矣。
《春秋》以受伐、受战者为主，故书“及”以责之。夫“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是既失为国之道矣。今又不能持重自守，固国保民，明辨曲直以却敌人之师，乃侥幸一胜而遽与之战，非已乱之道也。幸而一胜，则结怨生乱；不幸而败，则宗社危矣。
读《春秋》使人自然戒惧，不敢萌一毫私意。
读《春秋》便见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长是长，幼是幼，夫妇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于天道人事，分殊理一，无不明备。此圣人手段。
《春秋》，天理之准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参酌百王之法，大备典制，为万世准则。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于鲁史中，乃天理之准的也。
《春秋》乃孔子之行事。因当世之事，一处置从天理上去，尧舜三代之道具见于此。其斟酌权衡，以定百王之法。先儒传注，多穿凿琐细。惟孟子、程子得其本原大意。朱子谓“以形而下者，说那形而上者去”。盖孟子、程子、朱子之学，具圣人之全体，故深得圣人作用，默契圣人心事，非若诸儒但推测亿度也。
古今说《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圣人作经之意。盖其学邻于圣人，故能得圣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曰“《春秋》经世之大法”。古今作传者，亦惟程子第一。胡《传》虽祖程子，不及程子简当，发明有力。故《春秋》当以程《传》为主，以胡《传》及诸儒之说以辅翼之，则圣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远矣。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处人事。
非胸中有王道，不能注《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
左氏传博洽，记载当时行事及言论，煞有是处。其陋处，好以成败祸福论人。
作《春秋传》者不少，惟程子《传》发明得到。胡文定既学于谢显道，不应不取程子《传》而自作《传》。虽有祖程子者，不当不表程子而以为己说也。
胡氏《春秋传》多穿凿，只得他议论发越，然紧要道理亦不发到。
《记》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学者脚步，正在此立。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
四书六经之理意，皆相贯通。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今读其书，不实究其理，徒诵其文义，则四书六经文字各是一般体面，千头万绪，虽皓首亦无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实体之于身，则体用一贯，又何难哉？程子所谓“《论》、《孟》既治，六经可不治而明”，诚哉言也！
四书六经之言，广大浩博，精密。后世无人理会得，至程朱方理会得。今因程朱之书以理会四书六经，如指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于身，所以无奈何。
三皇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既言大道，孔子不当删去。孔氏言“惧览者之不一”，既言大道，岂有不一乎？程子言“后人称述，当时失其义理者”，既失义理，周公必不令外史掌之。蔡氏谓“简编脱落，不可通晓”，亦不应尽脱落。虽或脱落，存其明白者亦无害。窃意三皇之时，风气初开，大中至正之道未尽明。或过于浑沦，或过于朴素简静，非后世所宜者。周公之时，礼乐政教方极明备，存之无益，后世为害必矣。孔子欲为万世立法，故去之。
程子谓“上古虽有文字，制立法度为治有迹，自尧舜始”，斯言得之。
居业录卷八
●居业录跋
夫学者，将以适于用也。自圣学失真，卑者溺于功利，高者涉于玄虚。其所论著，非不侈然仁义性命之谈，然其行不掩，总之无当于用，安所称实学哉？国朝理学，若河东薛氏、余干胡氏两先生者，剸志圣贤之道，粹然一出于正。学问宗旨，大较符合。说者谓河东致位馆阁，立朝事业，彰明较著；余干一布衣耳，终其身读书讲学，无所表见于天下，天下亦私窃疑之，谓漫衍未效，孰与功见言信？噫！是非知先生之学者！先生之学，身心内外，一主于敬。
自夫妇居室之近，以至于应接事物，进退古今，确然有不可易之见，渊然有不可穷之用。尝自励曰：“诚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体皆仁。举而措之，家齐国治，圣贤之能事毕矣。”此实先生身有之，故言之亲切而有味也。尧舜之道，巍然焕然，不过起于兢业一心。谓敬为斋居默坐，有体无用者，舛矣。盖修己此敬，安人安百姓此敬。第得时行道，则为敬事；群居类聚，则为敬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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